乔治·怀特（George White）童年在维吉尼亚州做奴隶，亲身体验了种植园“女主人”——拥有奴隶的女性——的行为。在1937年的采访中，怀特回忆道，每当他的女主人“想要一条裙子时，她就会卖掉一位奴隶”。历史学家斯蒂芬妮·E·琼斯-罗杰斯（Stephanie E. Jones-Rogers）引用了像怀特这样的例子，首次对植物园经济和奴隶交易体制中南方白人女性的角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女性历史研究领域一直旨在让人们看到“隐形”的事实，研究通常选取被淹没的、被忽视或隐藏的话题和材料，并对此进行尖锐的分析。无论是支持奴隶制的过时宣传手段还是现代女权研究，种植园中的女主人和她们在奴隶制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一直被忽视。19世纪起，支持奴隶制的宣传将白人女性描绘为蓄奴的“温和”一面，她们的好心肠和善良之举可以柔化奴隶制，她们也是服从于男性强权的家庭角色。有些现代研究强调了白人女性对战争前父权制度的不满，并将其归因为“隐蔽的废奴主义”，或对蓄奴男性暴力举动的厌恶。在这样的解读中，白人女性几乎和被迫成为奴隶的女性一样成为了受害者。杜克大学历史学家萨沃利娅·格林弗（Thavolia Glymph）在2008年出版的《走出奴役之所：种植园家庭的转变》（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中强调了白人女性的暴力，琼斯-罗杰斯基于此研究写成《他们是她的财产》（They Were Her Property）一书，论证了白人女性和其他男性蓄奴者一样，在南方行使着极大的权力和权威，并无情残酷地对待她们的奴隶。

琼斯-罗杰斯在书中第一章强调，蓄奴是一种习得的行为，白人女孩从小就学习如何成为种植园女主人。年轻的时候，她们就被赠予奴隶，并参与到奴隶管理中，包括实施残暴的惩罚措施。她解释道，“女主人”这个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并不意味着女性的主从关系，反而指的是蓄奴女性作为她们丈夫对应方的权力。所有奴隶（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通常都被要求称白人女性（哪怕她们是婴儿或小孩）为“女主人”。而男主人的权力是可以延伸出家庭之外的，她发现，“年轻的南方白人，只因肤色之便，就可以获得法律和习俗上的特权，控制他们遇到的任何奴隶，哪怕这些奴隶实际并不属于他们。”

琼斯-罗杰斯追踪了女主人从童年到成年的生活轨迹，把研究的重点转到已婚女性的角色和她们作为奴隶主的身份认同上。她著作的核心是法律条款和日常现实之间的明显差异：相关保护条款规定女性婚后会失去她的法律自主权，她的财产全部归丈夫所有；而实际情况是，女性通常拒绝把她们从小培养起来的奴隶拱手让人。通过婚姻合约（类似于当代的婚前协定）、地契、遗嘱和信托安排，女主人反而会掌控她们自己的房产，并保证她们的遗产不会被用来付丈夫的欠账。

在文章的每一个转折之处，琼斯-罗杰斯都利用了上世纪30年代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与曾经的奴隶进行的2000多场访谈等一手记录，仔细地解释我们是怎样获得已知信息的。在这些访谈中，曾经的奴隶清楚地回忆称他们有女主人，也提到了这些女主人在剥削、惩罚、折磨奴隶时所拥有的权威。大量相关记录确认了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例如，人口普查中有女奴隶主的相关记录、报纸广告中记载了被找回的逃亡奴隶、法庭记录也有女奴隶主拒绝承认丈夫财产权的先例。

在关于奴隶市场的章节里，琼斯-罗杰斯对现有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极有说服力的挑战。过去几代历史学家在记录美国奴隶贸易的地理范围和人口征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此类贸易将奴隶从南方偏北地区发配到南方偏南的“棉花帝国”地区。但历史学家一般倾向于假设奴隶贸易是男性的工作，而白人南方女性与买卖奴隶的拍卖行和市场绝缘。她认为，白人南方女性积极参与到了奴隶的租借和买卖过程当中，种植园家庭就是对这种交易市场的延伸。她交叉引用了奴隶的一手回忆和其他材料，例如奴隶贸易者的账本和售卖记录。南方报纸中曾经登载了上千份广告为白人婴儿招募奴隶奶妈。白人女性在此类交易中占据统治地位，她们通常会分离黑人女性奴隶和她们自己的孩子，甚至强迫那些刚刚失去自己新生儿的奴隶为白人婴儿服务。

《他们是她的财产》讲述了白人女性的权力和她们的复杂角色。“南方家庭并不是单一的父权家庭。”琼斯-罗杰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强调了白人女性为了追求财产和收益，扮演申请人、诉讼当事人和企业家角色时所展示出来的冷酷无情和自作主张。她也论证了白人女性“对白人女性奴隶的经济压迫”，以女性在内战中为了维持奴隶制度所付出的大量努力作为结论：她们把试图越过联邦封锁线获得自由的奴隶抓捕回来；不让奴隶接近联邦军队；把奴隶关进当地监狱或藏在家中，以此防止奴隶反抗；隐瞒奴隶解放的消息，延长奴隶的囚禁时间。

内战后，曾经的女主人“仍然认为她们享有特权”，利用不公的劳工合同去剥夺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应得的补偿，“并重新构造了类似于奴隶制的情况。”之后，传记记者和作家却将“老南部”和南部邦联的“败局命定论”浪漫化，挥舞着想象中的奴隶制照片，“没有残忍、没有剥削、没有痛苦、没有失落、没有眼泪、没有汗水、没有鲜血。”琼斯-罗杰斯对蓄奴女性的分析，为美国奴隶制度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分析角度，也为这一主题的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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