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商品社会对女性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表面上看买房子、买车都是男性的压力，但骨子里对女性的歧视更加严重。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女性，可以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但一定要有钱，有钱才能独立。也正因此，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走出娜拉出走的那个怪圈，当年鲁迅谈的就是女性的经济独立问题。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8月2日，由生活书店主办的《彷徨的娜拉》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作者刘剑梅在现场与作家阎连科、梁鸿共同探讨了当代现实语境下女性的境况和命运。

《彷徨的娜拉》是美籍华人学者刘剑梅最新结集出版的散文集，着重书写了对于当代中国女性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思考，承继鲁迅1923年提出的著名论题“娜拉走后怎样”，发出“娜拉回家后怎样”的叩问。相较于十几年前的第一本散文集《狂欢的女神》，步入中年的刘剑梅从浪漫主义的理想转向现实主义的观察，由“堂吉诃德型”写作变成了“哈姆雷特型”。其父、著名学者刘再复在《彷徨的娜拉》的序言中将这种转变形容为：没有狂欢，但仍然有生命的激情，只是激情里已浸入许多彷徨与困惑，甚至有些忧伤。

当今中国是女性主义的大倒退

发布会上，刘剑梅称《彷徨的娜拉》虽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但是超越了主义。因为文学是面对人的生存状态、面对人性的复杂，所以要把女性主义人格化。作为散文，只采用女性视角，可以超越男女的二元对立，并且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限制，从更人性化的角度来看待女性不同于男性的思考方式和角度，更重视女性内心复杂的精神世界。

她同时强调，女性视角不等于女人气：女性作家可以有宏大气魄；男性作家也可以通过女性视角来写作，比如曹雪芹就是一位男性的女性主义作者，他把女性看得极其尊贵。

然而当代男性写作中这种女性视角却常常缺失了，美国一位汉学家曾批评中国当代男性作家有“厌女症”情节。刘剑梅虽不完全同意这种批评，但是她觉得男性作家在写作中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女性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

刘剑梅坦言，作为职业和家庭双肩挑的女性，自己也经常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是现代女性普遍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从人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但是家一定是一个辨析的存在，你既需要它，但它同时又束缚着你，这一点无论男女。进而对于女性而言，社会规定的角色基本就是女儿性、妻性、母性，这三性之间女性的自性空间非常狭窄。我们可以谈论各种意识形态抗争，却无法克服母性和自性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母性是本能的。所以她觉得，无论是职场女性，还是回归家庭的娜拉，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独立人格，只要不丢失灵魂，女性就可以站立起来。

在谈到剩女、二奶、择偶观等具体的中国问题时，刘剑梅说：“这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大倒退。”中国女性经过了20世纪的革命洗礼，从“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到革命时期的林道静，再到共和国时期李双双的妇女半边天，绕了一圈，最后回归家庭居然重新成为当代女性梦寐以求的归宿之一。以前的女性走出家庭是为了寻找自我、寻找更大的幸福，现在的女性回到家庭，是想摆脱工作的重压、享受安乐的生活。但是她们真的找到了吗？难道回家就能解决女性的生存困境吗？女性会不会重新回到黑暗的壁橱里，成为男性的附庸？

曾常年生活在美国的刘剑梅还对中西方价值观做了客观分析。西方其实并非混乱的性自由，特别是小镇文化保留了很多清教徒传统，如果一个男性有了外遇会是一件大事；可是跑到中国来却不算一件事情，甚至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中国男性还以包养情人当作炫耀的资本。

生存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谈女性问题是奢侈的

作家阎连科作为唯一的男性嘉宾笑称自己是来接受批判的，这本书让所有男性都要检讨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尊重女性。不过，他也说这本书更适合女性阅读，因为中国女性并不善于自我醒悟。

阎连科认同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当代男性作家缺乏女性写作意识的问题存在，即便是写女性最好的苏童，依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女性角色在文学中的表达，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永远是配角，永远是辅助的被动的角色。贾平凹的《废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纵然这本书影响巨大，但是里面的女性几乎个个是被男性玩弄的，完全是一个辅助性角色。

不过，阎连科同时认为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论男性、女性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话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家常常停留在生存问题上，还没有走入人的精神的思考的重要原因。

他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一位兰州的老母亲，六十多岁时才第一次在北京的饭店吃了顿饭，吃过之后她却说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吃过饭没有洗碗；第二个是一个在北京学习工作了12年的日本女性，36岁时回到东京结婚，她说她一生的漂泊到这个家庭终于稳定了；第三个故事是一个美国女教师，自己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工作挣钱，还用工资支持中国丈夫的公益理想和事业。阎连科说，每一个人在谈论男性、女性的时候，都无法超越和脱离所处的环境与文化，甚至所处国家的制度都无法逃离，或许在中国，年轻女性能不洗碗，也是最大的胜利了。

现场有观众问阎连科是否同意刘剑梅说当下中国是女性主义的大崩溃。阎连科回答：“女性在中国也从来没有过大前进啊。曾经毛泽东对女性非常尊重，比如说单位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女领导，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恩赐，是男性权力给女性的恩赐，而不是对女性的解放。既然从来没有大踏步的前进，怎么会有大踏步的倒退呢？只能说今天的商品社会对女性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表面上看买房子、买车都是男性的压力，但骨子里对女性的歧视更加严重。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女性，可以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但一定要有钱，有钱才能独立。也正因此，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走出娜拉出走的那个怪圈，当年鲁迅谈的就是女性的经济独立问题。”

女性的焦虑有时来自内心冲动 理论显得无力

作家梁鸿说自己阅读《彷徨的娜拉》时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女性在生活与职业之间的巨大矛盾和撕扯是一种来自于生活的感受，而非理论。女性的焦虑有时来自内心的一种冲动，这种矛盾非常真实，男性往往不容易体会，更难以书写。男性作家常常用一种看似崇拜的态度书写女性，把女性写得非常完美，但这些女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崇拜男主人公。这样的写法，是把女性当作了一个物化的客体，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关于“小三”问题，梁鸿认为光谈道德显得非常狭窄，实际上是女性将自己的身体和金钱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这个等号把女性的存在拉低了。

最后，梁鸿说自己身边有很多女权主义的朋友，实际上她们的生活总是一团糟，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很难做出完整的协调。这也是女性主义这个词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当我们要实践它的时候，就会碰到坚硬的现实，无论理论多么清晰，放到生活中也会变得混乱一片，生活内部那种复杂的逻辑和维度，往往是理论很难涵盖的。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理论到底要干嘛，或者说里面到底要包含哪些成份？理论和研究一定要强调生活的实感，只有让理论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才可能更为适宜一些。

《彷徨的娜拉》，刘剑梅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