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来，朱琼茹的咨询室接待过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被同一件事困扰——“性”问题。

这些人中，有因早泄或勃起障碍而羞于亲密的中年男性，有无法克服性交疼痛或陷入性冷淡的女人；有刚满十八岁的少年，也有结伴而来的银发夫妻。

朱琼茹来自中国台湾，是一名持证的性治疗师，拥有性学和心理学的双重背景。她的工作，并非“解决性功能问题”那样简单。她更像一名有经验的向导，带领人们穿越由羞耻和误解织成的迷雾，走出情欲的困境。

找到朱琼茹时，人们总是焦虑、羞耻、怀疑自己是否“正常”。在咨询的不同阶段，他们学着了解性欲、接纳自己，也练习尊重伴侣、享受性爱。离开时，他们变得轻盈、自信、焕然一新，有能力经营健康的亲密关系。

见过一万多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后，朱琼茹发现，“性的问题比想象中更复杂。它可能和一个人的童年有关，和亲密关系中无法说出口的失落有关，也可能和社会如何谈论欲望有关。”

要解决每个人遇到的不同问题，朱琼茹觉得她最应该做的是，教会一个人爱与被爱。

● 性治疗师朱琼茹

走进门的人

一位因阴道痉挛而无法进行性生活的女性，终于迈出了寻求帮助的第一步。她在性治疗师的工作室外面徘徊、犹豫良久，终于鼓足勇气见到治疗师后，却在话语尚未出口前，仓皇逃离。

这是电视剧《今夜一起为爱鼓掌》中的一幕，饰演宋青语的陈嘉桦，向她曾经的高中同学、如今的性治疗师——杨谨华饰演的张佳晨求助，但她在关键时刻退缩了。

这部以性治疗师作为女主人公之一的剧集，在筹备过程中曾经到朱琼茹合作的性健康中心访谈取材。在现实中，像宋青语这样的问诊者有很多。许多人在见到性治疗师前，已经走完了从犹豫、挣扎，到忍无可忍、束手无策的心理历程。朱琼茹也见过一些客户，在正式咨询之前会“预约-取消-再预约-再取消”。

最终走进门的人，寄希望于在性治疗师的帮助下，终结自己长久的隐痛。

● 电视剧《今夜一起为爱鼓掌》剧照

在中国台湾，朱琼茹的来访者中，男女比例约为7：3。男性的问题，以早泄、勃起障碍、延迟射精为主；女性则多数面临性交恐惧、性交疼痛、性冷淡或性高潮障碍。

最初，朱琼茹的客户大都由医院转介绍而来，排除了生理疾病或器质性障碍后，很多人的性障碍源于“心魔”。

在和客户面对面交流时，朱琼茹发现，医院的环境往往难以包容这些隐秘又脆弱的问题。人们害怕看见熟人，医院的氛围也让他们更为不安。于是，朱琼茹干脆创办了一家独立的性健康中心。

这里没有候诊区的消毒水味，没有金属器械的冷光，只有低矮的灯、暖色的沙发，以及几个仿性器官形状的抱枕，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像是对这整个议题的一种轻声邀请：这里可以说，这里欢迎你说。

尽管如此，要让一个人在几分钟内卸下多年积攒的羞耻与恐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建立信任是治疗真正开始的前提。这需要足够温柔的语调、足够明确的眼神。更重要的是，性治疗师要能够依靠专业能力，迅速、准确地推断出对方尚未说出口的关键信息。

● 朱琼茹在工作中

在朱琼茹的印象中，她接诊过年纪最小的来访者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小飞。小飞第一次来求诊时，戴着棒球帽和口罩，坐立不安，眼神飘忽，反复确认：这房间隔音好吗？

朱琼茹见状没有急着开口，她打开音响，让舒缓的音乐平稳流淌，接着示意他一同做几次腹式呼吸。小飞照做了，但他仍然无法描述自己的困扰，始终吞吞吐吐、语焉不详。最终，在她的建议下，小飞拿起纸笔，把话写了下来。

“我在街上看到穿得漂亮的女生，会兴奋。裤子太紧的时候，一摩擦……就控制不住地射精。”

这份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令小飞羞愧、恐慌，也令他的生活彻底脱序——他开始不敢出门，不敢看人，更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对这个年纪的孩子而言，身体的背叛比任何考试的失败都要残酷。

朱琼茹知道，这对小飞而言，是一场灾难。眼前这位青少年并不是来寻求“技巧”的，而是在试图确认：我是不是不正常？

治疗，从安抚情绪开始，并且让他知道“生理反应不是犯罪，耻辱感不是原罪，而这一切是可以被理解、被调整的”。

接下来，小飞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的系统训练。起初，朱琼茹指导他通过辅具练习，学习更健康、延迟的自慰方式。她设计了一周五到七次的节奏，逐步延长射精时间。当他能稳定控制在三十分钟以上时，那种溃散的自信开始慢慢拼合、归位。

小飞的肩膀松下来了，说话开始有了眼神接触。在整个治疗中，小飞不仅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身体，也学会了如何与女生相处，以及怎样在亲密关系中进行沟通。只用了三个月，他摆脱了自己的噩梦。

两年后，小飞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他给朱琼茹寄来一封感谢信，里面写着“谢谢你让我相信，我也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一百种症状

一百个答案

在朱琼茹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她的成就感，正是来自于帮助小飞这样的来访者，重新获得对身体和生活的掌控感。

在进入性治疗这一领域之前，朱琼茹曾在中国台湾疾病管制部门担任公职，参与性病防治的工作。工作中，她意识到，性病的污名化十分严重，很多感染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

一次机会，让朱琼茹进入台湾人类性学研究所进修，她这才第一次看见性学的全貌：不仅是病理或卫生，更包括性教育、性咨商与性治疗——三个环环相扣的系统。

这段学习经历，彻底改变了朱琼茹对“性”这件事的理解。她也觉察到，自己更喜欢和公众接触，她更在意那些曾在人群中被忽略的、具体而脆弱的个体。

这次进修结束后，朱琼茹做了一个相当“离经叛道”的决定：辞职，转向治疗实践。她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在那里，她取得了由美国性学认证协会（ACS/WASC）颁发的性治疗师资格证——一个在当时亚洲地区还很罕见的专业认证。

性治疗并不只是教人“怎么做爱”，它远比技巧更复杂。性治疗除了能够处理个体的性功能障碍，也可以帮助曾有性创伤史的人进行心理修复。有些时候，性治疗需要延伸到婚姻内部——一个“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背后的成因比想象中更复杂。此时，性治疗师更像一位调解者。

“我们其实是‘老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的结合体。”朱琼茹告诉书单SHUDAN，这个角色不只传授知识，还要穿透知识的表层，去协助人们面对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因为性的问题，从来不止于生理。

有些障碍可以清楚地陈述，但有更多的困难，是来访者自己也难以识别、说不出口、甚至不愿承认的。那些才是问题的症结——藏在语言之外，缄默的、不自觉的部分。

“有些人会把症状说得轻一些，或者有意略过某些细节。”朱琼茹的工作伙伴，另一位性治疗师黄靖芝说。比如，早泄的男人总是倾向于说“我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

● 性治疗师黄靖芝

这时候，一个经验丰富的性治疗师必须像侦探一样——从言语的缺口、神情的变化、回避的停顿中去捕捉线索，反复确认、推敲，见招拆招，再结合行为观察和临床表现，才能逐渐接近真相。

在黄靖芝的职业生涯中，她曾碰到过一个特别的案例。她记得有一对中年夫妻前来咨询，希望改善他们已经持续多年的“无性婚姻”状态。黄靖芝敏锐地发现，那位丈夫意外地积极，甚至可以说，是“过度”投入。他诉说自己“勃起障碍”的困扰，主动表达愿意配合治疗。

然而，黄靖芝察觉出一种违和感。她处理过不少类似的个案，知道面对性冷淡或勃起障碍时，男性通常表现出更多的回避、防御，甚至沉默。这种带着几分“表演性”的合作，让她起了疑心。尤其当她建议对方接受临床机器检测时——那是一种标准化的医学程序，能够辅助判断生理上的勃起功能是否存在障碍——对方立刻拒绝了，理由却模糊得说不过去。

几次会谈之后，黄靖芝已经有了判断，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无性婚姻案例。她的判断最终得到了印证，后来她得知，这位男士早已有了外遇，他来咨询只是为了试图构建一个“医学无解”的事实，把自己摆在“尽力过但无效”的受害者位置，从而顺利离开这段婚姻。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性问题。”朱琼茹和黄靖芝都这样认为。即使表面症状类似，其成因也往往千差万别——有的是成长经验造成的羞耻感，有的是伴侣互动模式的失衡，有的则源自长期压抑后的身体抗议。

这也是为什么，性治疗从来无法“标准化”，只能一对一展开。这也决定了，培养一个能够独立会谈的性治疗师，非常不易。

十几年前，当朱琼茹在美国进修时，性治疗在美国已是相对成熟的职业，拥有严谨的训练路径、完善的伦理体系与稳定的职业网络。而在东亚，情况却远不如此。即使在今天，整个亚洲范围内，真正拥有完整资质和多年临床经验的性治疗师，仍不足十人。

这样的反差，与性教育的缺位、东亚社会长期以来对性的集体沉默有关。

不该缺席的性教育

经手了超过一万例个案之后，朱琼茹越来越感受到性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人的问题，其实源头就在于他们对“性”的基本认识出了差错。那些看似复杂的障碍，背后往往是一连串错误信息堆叠的后果。朱琼茹记得，她有一次在中国大陆接诊一对夫妻，妻子已近三十，却一直认为孩子是从肛门里生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对她来说并不稀奇。对性讳莫如深的文化传统，使得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从未获得过科学、系统的性知识。性教育的空白，被影片、谣言、童年禁忌填满。人们学到的是错觉和误区——比如，男人的生殖器要“大”，性爱必须持久且激烈，女性应当拥有“童颜巨乳”的身材，并在任何时刻都能被轻易唤起。这些“模板”，给两性都制造了深重的身体焦虑，也为扭曲的亲密关系埋下了种子。

“真实的性关系里，是需要情绪、场域、互动的。”朱琼茹说，“不是像影片里那样，脱了裤子，女人就该立刻热情洋溢地迎合你。”她和黄靖芝都碰到过不少案例，来访者误以为自己必须像片中的演员那样表现，才算“正常”或“优秀”。

对于这样的个案，治疗的第一步，常常是矫正观念。朱琼茹会耐心拆解这些误区，甚至建议部分来访者去观赏女性导演拍摄的电影，“从另一个视角，去感受女性的情欲是如何被唤起的”。

● 朱琼茹对公众开展性教育

基于专业知识和多年的个案咨询经验，朱琼茹总结了一套检验健康性关系的“六大核心”标准。

首先，是同意——任何性行为的前提，都是双方的自主意愿，且能在任何阶段自由地说“不”；第二个核心要点是沟通，双方要在互动中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偏好与界限，比如什么动作让人感到舒服，什么方式不被接受；第三则是安全感，这既包括生理安全（如避孕、预防感染），也涵盖心理层面，在亲密互动中感到被尊重、不被操控。

第四个标准是尊重差异，性偏好本身没有对错，即使彼此不完全契合，也应努力寻找让双方都感到舒适的方式；第五是亲密联结，真正的亲密不是“表演快乐”，而是愿意呈现真实、不完美的自己，哪怕其中包含困惑、脆弱或短暂的失控。

最后一个标准，也是十分最重要的一点：享受性本身的愉悦。性不该是义务，不该是例行公事，而是彼此身心之间的探索、回应与满足。

这些常识，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在一个人身体成熟之前就被完整地传授。但现实是，性教育的缺位不仅制造了诸多误解，更间接酿成了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创伤与悲剧。

近些年来，“全面性教育”正在成为国际共识。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明确全面性教育包含性与生殖相关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青春期发育、月经与遗精、怀孕、生育与避孕、艾滋病病毒、性传播感染等学习者需要了解的全部主题。

更重要的是，全面性教育并非一次性灌输，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儿童早期教育开始，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定制他们能够理解的性教育内容。

在中国台湾，随着全面性教育的逐步推进，朱琼茹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自己的性需求，不再把性仅仅视为义务或羞耻的源头，而是作为一种可以讨论、可以学习，甚至可以提升的生活经验。他们愿意走进咨询室，主动寻求专业协助，以改善性生活的品质。

而在中国大陆，这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过去，许多女性走进朱琼茹的咨询室，是因为性功能的“障碍”影响了受孕——性被视为通往生育的通道，一旦“无法完成”，才引发焦虑与求助。近几年，这个格局正在松动。

朱琼茹和黄靖芝在深圳开办了一家性健康管理中心，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帮助大陆的来访者解决各类性障碍问题。她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来访者不再以“为人母”为出发点，而是单纯为了追求愉悦、理解自己的身体而来。

对性治疗师来说，这种转变微小却深刻。它意味着，性不再只是隐秘的“生理需求”，而成为了更宽广、更有尊严的人类经验的一部分。

朱琼茹始终认为，在性的问题里，我们最终是要学会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当我们敢于谈论性，也才真正开始理解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