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杨君访谈央视体育中心《五环夜话》栏目主持人张虹：打开你面前的那扇门

2025-05-13 15:02

发布于：江苏省

主持人：杨君 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张虹 央视体育中心《五环夜话》栏目主持任、《体育人间》制片人

杨君：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张虹，央视体育中心《五环夜话》栏目主持任、《体育人间》制片人。1990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开始了她的电视工作生涯。在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担任过英语翻译后，于1994年初加入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她在《体育新闻》中担任过值班编辑和田径、棋类报道的记者，并为《中国体育》、《体育大世界》和《世界体育报道》等栏目效力。张虹的主持工作也十分活跃，1997年成为《五环夜话》（原名《体育沙龙》）的兼职主持人，随着节目的发展同步成长。她曾主持了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和釜山亚运会的报道，她的职业生涯亮点还包括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1998年长野冬奥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及多次大型赛事的报道，展现出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现场经验。

从2001年开始，一档极具人文情怀的体育栏目《体育人间》在体育频道诞生.《看人间》——用平实的目光审视普通人普通事，无论古今中西，不管当下历史，从平凡中挖掘闪光点，找出引起我们共鸣的新闻眼，为整个节目做一个有力的开篇。 《人间风云》——揭示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的体育大片，解读体育明星在赛场内外的纷繁细节与精神境界，让观众深刻感知他们成功的震撼与失败的遗憾，从而了解更多明星和普通人一样的苦乐酸甜。 《人间故事》——精选具有代表性的百姓人物，浓缩他们的精华故事，提炼他们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以冷静客观感性的方式展现百姓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期盼，在故事中显露人物内心，在曲折中挑战命运的平凡。

杨君：因为今年是马年，人家说属马的今年是吉利的一年，所以新春佳节快要来了，作为一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你是我们这次唯一的入选的属马的体育节目的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讲几句话吧，同时也考考你，看能说出几个与马有关的词语？

张虹：非常荣幸入选马年的体育明星，我妈妈是属马的，我也属马的，我爸是属鼠的，我弟也是属鼠的。说起马，我记得任何一种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都给它两种意思，比如大老鹰，人们有时候会赋于它一种残忍的含义，但有时候是阳刚的含义，但是马人们给它负面的文字描绘非常小，除了害群之马，除了马大哈，几乎说马全是好话。所以，可能属马的人应该是好人多，十二个属性中的马友们，借新春佳节之际，我向各位马友问好吧。希望大家利用本命年这个机会好好折腾折腾。

我现在立刻能够想到的马年成语有——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还有下马伊始。龙腾虎跃，跟马似乎没有关系，还是马到成功。所以还是祝我们都在马年里边，借天时地利人和马到成功。

时刻想着观众有的时候是对观众的一种负责和尊重。

我一直觉得现在无论是体育也好，还是文艺也好，电视传媒也好，都是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让大家在他紧张的生活之余，在他忙碌一天之后回到家里，在沙发前那样轻松，让他觉得有一种跟他的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一种感觉，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我觉得体育在某种意义上真是有这样的作用。

杨君：其实张宏我认识你的时间确切地讲是1999年在贵州的围棋赛，以前的时候咱们接触少，也没有特别多地看你的节目。后来对你有了一些了解，看你主持的节目还是非常有人文的气质。我觉得你的节目跟很多体育节目不同，你的人文性或者说是人文关怀的注入是你刻意而为还是你本人就是这样类型的人？

张虹：说实话，我觉得体育这个东西，说它深可能也有深的含义，说它浅也有浅的意思。如果这么说，我从两方面来想，第一，所谓假如做节目来讲，从做节目角度，人家觉得你做主持人。而我个人认为“主持”二字是不恰当的，主持都是主持会议，庙里的主持，在节目里的主持人不应该这样做的，应该是把一个好的说话的机会留给对方，实际上真的节目里面主持的作用应该是暗含在背后的，不应该是四处显示自己的语言魅力，自己的个性。我记得一开始人家跟我讲，你有时候经常把嘉宾要说的话，我先说了。比如说人的精神总结也好，我们自己情不自禁地说了，往往没有给对方展示自己语言风范的机会。有人跟我讲，所有的主持人应该是个捧哏，而不是逗哏。所以，如果说关怀，我觉得我做节目都愿意把自己放在稍微弱一点的位置，最好他是主持人，我们关心的是他，观众。

杨君：但是你今天是主角，你可千万不要忘记。

张虹：谢谢杨君。我觉得上面所说的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同时，我觉得确实说体育，我一直在想体育除了大家关心的赛事的胜负，赛场的次序，我觉得还真是有比较深层的原因在里面，比较深刻的一些层面在里面。我以前看书上讲，说如果让美国人在一个礼拜里边看不着比赛，看不着垒球比赛，接触不到新闻，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美国人会疯了。我一直觉得现在无论是体育也好，还是文艺也好，电视传媒也好，都是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让大家在他紧张的生活之余，在他忙碌一天之后回到家里，在沙发前那样轻松，让他觉得有一种跟他的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一种感觉，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我觉得体育在某种意义上真是有这样的作用。我以前跟我们的同事经常打比喻，我觉得体育的作用和武侠小说差不多，就是在现在的生活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很繁琐的，我们天天面临的是柴米油盐，到单位里是同事、上司压到头上的任务，大家都很累，节奏都很快，这个时候大家体会不到武侠小说里边的龙虎风云味，很荡气回肠的感觉，总之，我生活当中碰的都是很琐碎的感觉。而在体育赛事里可以让所有人感觉到不普通的事情，所以体育可以是准武侠小说——我称之为，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种大侠郭靖的感觉，我能够随着那种胜负，随着大起大落，感到一种欣喜，这是很不错的。我一直觉得我做这个节目，如果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境界，恐怕我们的活还没算白干。

杨君：你是一个很有观众意识的人，那么在节目制作播出中，你心里的观众意识是如何体现的呢？你会考虑到什么人在看，他们是怎么看的吗？

张虹：我觉得应当是这样，觉得时刻想着观众有的时候是对观众的一种负责和尊重，但是想观众是一码事，真做节目又是另一码事。比如面对面的时候在一个演播室里做节目，老想着观众是不是在看不行。恐怕也不可能老想着，电视机前还有观众在看我，看我这张脸好看不好看，看我的鼻子挺不挺，看我的嘴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在于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尊重观众也好，实际只要觉得在平常生活中尊重人，尊重别人，尊重任何一个同事，尊重你的邻居，门口小卖部的一位大哥，这就跟尊重观众是一个概念，可能一定要让我去刻意地想我的观众，我也不能够这样说，因为一开始录制节目就顾不上刻意去想那么多了。

杨君：其实工作的时候自己心里装着大家，在制作节目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就很自然地倾泻出来了。

张虹：如果能那样最好了。比如我以前做节目，大家都说挺风光的，哪儿都去，这儿有比赛，哪儿有比赛都去。在某种意义上，体育记者，包括体育主持人自我感觉挺好的，毕竟是大家关注的比较多。我有一次想，其实体育的主持人、记者，他干的活可能跟街边报摊的老大妈差不多，有时候是你迫不得已，有时候是你心甘情愿的，街边的老大妈想的是我这一天的时间里要把这点报卖出去。我们往往程度上也经常是这样，是在一种非常限定的情况下要把这个节目做出来，要补上播出的缺口，实际上大家的工作没有什么可比的，谁高多少，谁低？要比较俯视大家，我本人是比较不喜欢那种感觉的。但是，也许个人的性格原因，或者是个人的爱好原因，我也不是说那么不喜欢。也许有人愿意居高临下，站得高看得远，这也是一种风格。

黑子、白子，就像鹅卵石一样在那儿密密麻麻地挤着。

我那阵听人讲围棋，讲棋的招法说，你如果感到你面前面临一个困境，你不知道怎么走，你不知道这个子往哪儿下，你走一步你平时不敢下的险招。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你索性下你平时不敢下的招。日后回想起来不会后悔，还有类似这样的道理很多。

杨君：从你刚才说的，你做体育记者到现在做节目的主持工作，包括你喜欢的那些大侠风范的感觉，你觉得你从小的道路对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很定式的影响？

张虹：定式的影响，我比较模糊。我从上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北京市怀柔县，我是在那里长大的，后来我父母分配工作在怀柔县，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里，我在那儿上了小学、中学、高中，在那个感觉里边，新拍的电影叫《小武》，就是县城里发生的故事，让我回想起来，里面描写得挺像的，县城里边都是相对比较小，比较闭塞，确实有闭塞的这种缺点。可有的时候，他确实能给人一种跟不同的感觉，人的程式不同。我们家怀柔县的县城，一里地都不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水库，就在北边，同时也处于非常高的燕山山脉的南端，我就生长在跟自然环境非常近的情况下，感觉比如在那儿我们能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鸟叫，这种感觉不一样，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是慢慢地陷入到自己脑子里边了。

杨君：你说的其实是一个生存环境。我刚才更多的指你的一些喜好，它可能是你成为现在的原因。你刚才说体育节目仿佛像郭靖大侠，这跟你的爱好，成长过程中喜欢的很多爱好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你喜欢棋，对吗？

张虹：对，也许与对围棋的喜欢有一定的关系。我先说说我是怎么干上这行的。其实我原来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是分配到北京市一家外语单位做英文翻译，我在那儿做了三年。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单位开完会以后，我回到家里心情很烦闷的情况下，看电视里播新闻，是宁辛在那儿播，说中央电视台招聘人才，有意者请在三天之内到中央电视台东门报名。我当时是很烦闷的，自己有一些逆反心理，想换个活法，这是最直接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当时我们一起来的有四个人，算上我有五个人，其中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黄健翔，投奔中央电视台体育部，非常荣幸，被体育部的领导录用了，我干这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想换个活法，这是最实实在在的。

你讲自己的喜好对自己的节目有什么影响，举一个例子。一个是围棋，二是田径，我刚到体育部的时候负责报道体育部分，大家说认领项，你喜欢哪个项，你就做这个新闻报道。我当时选了一个是棋，二是田径。我在大学里跟学生下过棋，我觉得这个棋是非常奥妙无穷，非常耐人寻味，我当时下的全是黑子、白子，就像鹅卵石一样在那儿密密麻麻地挤着。所以我对围棋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比如我的很多同事也在讲围棋，所以到了体育部之后，有机会说我先选择报道围棋，如果能够跟我心目当中敬仰的棋手们，跟他们坐在一起，我采访他们，真是莫大的荣幸，不管是日本棋手还是中国棋手，这是一点。而且棋的思维，某种意义上影响大家的思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那阵听人讲围棋，讲棋的招法说，你如果感到你面前面临一个困境，你不知道怎么走，你不知道这个子往哪儿下，你走一步你平时不敢下的险招，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你索性下你平时不敢下的招。日后回想起来不会后悔，比如还有类似这样的道理很多。比如属于你的东西——在棋盘上属于你的这块地方，这时候你不要轻易走，就是说早晚是你的，就是属于自己的权力，用棋手来讲，这个棋我这么走是我的权力，早晚跑不了。这时候在棋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滥用自己的权力，就是到别处寻找更广阔的地方。所以，你别小看，在某种意义上棋影响大家的行为方式，所以，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一个体育记者却没能打开我面前的那道曾有很多人推开的门。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长长的走廊》，走廊很长很长，就是一个幻觉，旁边全是门，打开这个门也许是这个事情，再往前走打开这个门是另外一个事情，也许不光是体育是这样，走到哪儿都一样。在人生短短的七、八十年的不太长的时间里，这些门，该闯的都得闯闯。有时候这个事情说起来是挺抽象的，所以我们该进去的都要进去。这是在我们心灵中间的，但是很多人迈不过去这道门槛。对，是一个门槛，该迈就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理解。我觉的，人生就像进了一扇大门，然后再打开一扇扇窗，但是有人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扇窗。

杨君：你看起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心态也不错，那么在你工作中有让你觉得特有趣，特好玩的事情吗？

张虹：有一个好玩而且让我永生难忘的事情。那是1995年体育频道开播的时候，1995年元月一日。在开播的前两天，当时是马俊仁教练和他的弟子发生了所谓的兵变，王军霞和一些世界记录的创造者离他而去，当时是爆炸性的新闻，而且几天之后马俊仁在路上出了车祸，我们的沈阳电视台的记者告诉我们，他的天灵盖都掀开了，血呼啦的，这是多好的新闻素材，我如果拍了，我回来肯定会得新闻奖。后来我12月31号坐着火车去了，后来沈阳电视台的体育部的老大哥朱挺配合我，我们借了辆车，赶到马俊仁指导住院的医院，一直想拍一下非常令人叫响的镜头。结果发现进医院的门口，是沈阳体委的官员在那儿重兵把守，谁也不让进，我们在那儿软磨硬泡，还有的记者手捧一束鲜花过来了，说我想给马指导献上一束鲜花，可是无论怎样说，就是别想进去。有的记者带着妻儿老小，说我的女儿很想慰问一下马伯伯，说不行。最后我们想了什么招呢？咱俩最好是每个人穿上一个白大褂，假装医生，把摄像机拿白布蒙上，咱们俩进去，进去以后到马指导的病床前，手拿话筒，说马指导，您身体好点了吗？您吃药了吗？设计都设计好了，还操练半天，但最后事也没办成，只是我们的如意算盘。那是近在眼前的重大事情都没有办成。但是事后我看赵禹写的马家军调查记里这样描述，“在元旦那一天，当时马俊仁唯一一个没有走的弟子曾经拿着鲜花去到马俊仁的面前向他献花，同时马指导跟我说，就在元旦那天，他的弟子曾到他的病床前，对所谓的营养的划分制定了一个方案。”

我当时就差了一道门，我就没能进去，所以这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我记得在元旦的早晨，可以说是坐着火车很沮丧地回到北京，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到了北京之后，我记得上楼，上班，到了办公室，看我们几个编辑在那儿熬了一整宿没有睡觉，第一天的体育频道播出，播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好好震一下，结果看什么都没来，后来有人说了一句，小伙，折铩而归了。

那就是我们体育频道开播的一天，改变我们命运的一天，但是那天对我来说是非常失败的一天，我可能只能用自己那种失落，那天心里的那种怅然若失来反衬出体育频道的光荣和伟大。那天给我的感觉特别失落，当时还有一句话，当时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同事问我，你怎么进不去，你闯一闯嘛。我说人家有挡门的。我的同事说了一句，你如果踢门立即进去，你登时成为“名记”了。大家在开玩笑，但是我心里却像一个打翻的五味瓶——但是总体给我的感觉是，在那样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作为一个体育记者却没能打开我面前的那道曾有很多人推开的门。于是非常失败，非常懊丧。有时候我经常问自己，这么多门，这道门我自己就是进不去，不让我进去的原因也许不在于外界，而在我的内心。这问题也许非常简单，但是我就是没进去。于是我经常反思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以后也有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说起来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那天给我的印象的确很深刻。

杨君：很有意思，你没有推开那扇门，但是你应该有推开别的门的时候。你的母亲在你很小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你是属马的，所以你应该有马的精神。在你的生活中，马对于你有影响吗？

张虹：我关于马的故事其实也很少。我说实话，可能我现在想我有生以来只骑过一次马，我自己一直不爱骑，从来没有想过骑马。大概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有本挂历，讲世界风光，这年第一篇挂历是讲瑞士的日内瓦，瑞士日内瓦一个雕塑，一个小孩，在那儿看高头大马，很仰慕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对这张照片印象非常深，在我印象中，日内瓦就是这个雕像，就是这个小孩和马的雕像。1993年曾经去过瑞士，当时在日内瓦只有半天的时间，匆匆忙忙，后来我们坐旅游车回到终点的时候，忽然发现那马——那个我儿时在挂历上见过的马，我只看了一眼，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端详那个我梦里的马，但是那车一定要带着我们赶往下一个地点，赶时间，有日程安排。那马我只亲眼看了一眼。

到1999年我有另外一个机会，去瑞士采访，当时国际奥委会的改革会议，我跟我的同事说我这次还要去日内瓦，我就要找那个马，结果在湖边找到了，那是一个高头大马，铜制的雕像，我还拍了一张照片，还带来了，感觉这个马，那个感觉真是像我童年的一个梦想，就觉得一个遥远的国家，当时小学三、四年纪，日内瓦，跟我八杆子打不着的外国城市，我为什么会记住这个马，是不是与我属马有关系我不知道，但可能命中注定是跟马有关联的一个地方。所以看到这匹马的时候我还意识到，当时我也属马。

那么遥远的一个梦想，如今就在眼前，对，就在眼前，你可以敲它的声音。

就如同梦中想念的人忽然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哪怕只是一眼。你可以看到她脸上的皱纹，你想看到她的头发，衣服上的皱褶，就是这么简单。或许这匹马就像体育本身，是一个梦想，或者说是体育的梦想。应该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梦想是一种美好的感觉。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在体育背后，无论是文艺也好，体育也好，科学也好，我觉得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在一个层次上，在所有的领域之上还应该有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应该比体育也好，文艺也好都要高的层次，而这个层次都和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相通的，不见得是跟体育还是跟唱歌。（你觉得是一种规律吗？）

我觉得是一种规律也好，我表达不好。也可能是思想的，有一种更高的层次，它比体育，比文艺也许还高，比文学也高。也许是形而上的东西，对我个人来讲，总觉得形式是一种形而下的东西。

杨君：做体育节目总得说来还是很有挑战性，因为你要遇到一些别的常人可能不能想象的事情，你有这样的例子吗？

张虹：我有一个事真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事，也是一个比较得意的事情。那是1995年，当时我们上体育馆去拍竞走运动员的训练，当时突然得到消息，说国际田联要对中国的竞走运动进行检测，这真是千载难逢。我们在那儿死等，等了三个钟头，结果忽然来了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下来一男一女，都是老外，穿着黑色的皮夹克，提着一个包，我们觉得官员起码是西服革履的，像个官似的，结果是俩特普通的。结果我们说你们是……说是，这俩老外据说是瑞典在北京的留学生，结果被授权，两个人提着检验箱就来了，说我是某某某，你得和我们一齐去卫生间。我当时跟我的同事开着摄像机跟着，一直跟到了检测的全过程。最后，他们将在屋里边的尿样装在瓶子里。这必须两个人同时在，一男一女，把尿样瓶子封好，我们当时就在门外拍镜头，我们拍了一会儿，他过来就关上了，不让我们拍了。结果我们悄悄再跟，最后把尿样瓶拍到了。把尿样瓶拍下来，以前的所有的体育节目镜头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镜头。最后这几个老外达成协议，说我们还能接受你的采访。但是一般来讲，像这样的药检是拍不到的，后来这条新闻还得了全国电视新闻的一个短消息的一等奖，他们觉得挺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死盯住。

杨君：这次也有点像马俊仁那次，有点相似。也有一扇门，但是这一次你打开了。我的比喻恰当吗？你是否觉得其实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扇门呢？但是有的人打开了，有的人还在找，如果打开，前面是一片广阔的天空。

张虹：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就是《长长的走廊》，走廊很长很长，就是一个幻觉，旁边全是门，打开这个门也许是这个事情，再往前走打开这个门是另外一个事情，也许不光是体育是这样，走到哪儿都一样。在人生短短的七、八十年的不太长的时间里，这些门，该闯的都得闯闯，但是有时候是个挺抽象的事情，所以我们该进去的都要进去。（杨君：这是我们心灵中间的，但是很多人迈不过去这道门槛。）对，是一个门槛，该迈就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理解。我觉有人说，人生就像进了一扇大门，然后再打开一扇扇窗，但是有人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扇窗。（杨君：于是很多人问自己，可是我的那扇门在哪里？）对于我的感觉，我对于门和窗的理解，就是我读书的时候看过的一篇文章，说了一个人生情结，叫约拿情结，说很多次外面给你很多机会，你反而是自己吓唬自己，就是你自己二乎，自己不敢上。我记得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看过。我觉得也许我自己也想，这件事有时候我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能行吗？有时候自己二乎，这个脚就迈不出去。（杨君：你觉得这扇门是别人指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摸索的？）我觉得好像是自己摸索的。有时候我做体育的时候，有时候真是碰到特具象的，我想到这个比喻。还有一次我的感觉挺深的，当时是在1996年的春节，在西班牙采访谢军和一个棋王赛棋。当时在北京时间大年初二，在西班牙时间是深夜，他们在一个古堡里对弈，很阴森的古堡。当时谢军已经连输了十多盘了，必输无疑了。大年三十，北京时间的大年三十的凌晨，结果那个姑娘自己从起居室出来以后，自己躲进洗手间里面哭了，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还有几个国内记者守在边上，说想看看谢军是什么反应。她必输无疑了，这个棋后的桂冠肯定是必输了，已经无力回天了，大家想看看这时候她怎么样，我记得很长时间她才出来，这时候她脸上已经看不出来什么了，我事后问我们的记者，可否问她一下。

我们俩在探讨这个，咱俩如果这么干的话，在这个晚上，我们会得到很好的一条新闻。那时候她已经完了，因为是个翻棋，她总比分已经落后了，尽管这盘赢了，但大势已去，她哭了。当时已经结束了，我们说是准备到那儿去吃年夜饭，我当时跟我的记者说，因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说咱俩是不是应当在那个时候进去问，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门，这时候应不应该进去。夜深人静，没人了，洗手间没有一个人，她就曾躲在门口落泪。后来谢军走了，我们俩打开了门，只是一个现场，在门口外，我对着摄像机说，谢军就在背后哭了很长时间才出来。这一次我的感触特别深刻，就是说这个门真是一道阻力，那是自己心里的一道心理的阻力。

当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给我的感觉是这个门不能进。也许下次遇到的是另外一扇门，你自己敢不敢推门进去。也许不是体育报道，也许是其它的报道，这种感觉挺耐人寻味的。

申奥确实是一个挺严峻的事情，非常严峻的事情。

在申办的时候，我当时的责任是在投票大厅的下边，那儿有我们自己叫做现场报道的一个机位，当时申办成功，刘市长准备下来，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当时接受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联合采访，当时下面是一团乱，众多记者，看刘市长下来了，大家蜂拥而上，这是最大的新闻人物，刘市长当时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往后推记者。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当时问市长这么一个问题，我说您会不会把刚才签字的那根笔作为珍贵的礼物，作为珍贵的纪念永远留下来，市长当场说，会的，这是一个珍贵的纪念。

杨君：我觉得你说话挺到位，现在的人们——我是指观众，肯定不喜欢特浅显的或者是特枯燥的东西，你能把一个或浅显或枯燥的话题说得很跳跃，这很有意思。我看你有一张照片是跟刘淇市长的合影，其实刘淇市长以往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这次奥运会申办印象很深了，但是往往电视上的印象跟实际接触上的印象差别很大，你的印象呢？

张虹：刘淇市长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大家可能也知道他的出身，包括工作的经历，非常朴实，给人感觉是非常朴实，起码从我们这个角度，从我们接触的时间来看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在申办真正出发之前，大概是2001年7月10号或者是9号左右，当时我们的记者采访刘淇，在出发之前，我们的记者说刘市长你有没有压力，面对如此严峻申奥的形势，刘市长当时哭了，眼泪就落下来了，说我能没有压力吗？所以给我们大家的感觉，市长是这么一个人，感情非常充沛的人，当然这段事后刘市长说了，这段镜头你不要播，于是这个镜头后来就直接留在资料里边了。刘市长是这样的人，让人觉得很亲近的人。在申办的时候，我当时的责任是在投票大厅的下边，那儿有我们自己叫做现场报道的一个机位，当时申办成功，刘市长准备下来，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当时接受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联合采访，当时下面是一团乱，众多记者，看刘市长下来了，大家蜂拥而上，这是最大的新闻人物，刘市长当时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往后推记者。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当时问市长这么一个问题，我说您会不会把刚才签字的那根笔作为珍贵的礼物，作为珍贵的纪念永远留下来，市长当场说，会的，这是一个珍贵的纪念。但是当时嘈杂的情况下，我觉得市长对大家的提问也好，对大家的拥挤的情况，市长还是挺应对自如的，应当说是这样。因为我跟刘市长接触并不是很多，但是那次在7·13成功之后，在那种拥挤的场面，当时我记得我跟记者在采访刘市长的时候面对着众多的人，我们的摄像机架在头上，一只手去换另一只手，是护着电视机后边的话筒线，如果话筒线断了刘市长的话就听不到，后来这个采访传过来，还是挺有意思的，给我感觉是记者太多，中外都有，极度的混乱。在混乱的场合下采访的。但是紧随着在莫斯科的中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庆功会上，吃完饭了，大家长出了一口气了，跟市长照张像，我们的记者说一定要把照片放在驾照上，如果将来违反交通规则，说这是我们北京市长（笑）。

杨君：所以其实你觉得在你眼里，刘淇市长与很多北京市和申奥的很多领导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应该是这样吗？你能理解他的那次流泪吗？

张虹：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申办确实是一个挺严峻的事情，确实非常严峻的事情。有的很多东西，有的向大家公布，有时候恐怕这些秘密可能还要再持续几年，甚至也许大家永远都不知道他们背后面临的压力。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比如曾经在申办前有一次中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小文章，讲我们的记者说在巴黎街头有很多狗屎，巴黎的狗随地大小便。但是登这篇很不起眼的一块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巴黎市长第二天就给刘淇市长写了一篇文章抗议，说你们这样是对申办城市对手的攻击，是一种违规行为，就为了这么小的事情，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想而知他们面对的压力是什么样的压力。

杨君：由于当时中外记者太多，都想抢头条，那么是一种比较混乱的情况，但是当时每个中国人都做好准备，也许成功，有可能不成功。成功之后国内举国欢腾，你作为一个现场的电视人，你的第一感觉，你的切实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张虹：我们之前确实大家很多人在议论，无论是国外的记者还是中国的记者，都做判断，如果中国是前两轮宣布，结果就是北京，所以第二轮当萨马兰奇走到主席台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准备，我当时在一楼大厅，当时是各国记者作为同行，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种互相很微妙的感情，比如说多伦多的电视台的记者，包括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大家彼此之间都知道你也是报道申办，但是彼此之间又尽量不说话。比如说多伦多的代表团，他们上午申办成功之后，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陈述非常有色彩，有个黑人小女孩唱歌，像一台文艺晚会一样，在欢快、祥和的气氛当中结束，这个申办结束之后，多伦多的申办代表在一个大厅里，简直就像欢庆一样，别说我们当时心里特别压抑，我们当时非常寄希望于在下午北京的陈述当中能够出彩，能够压过他们。当时也讲北京也有自己的招数，会压过多伦多，但是实际情况北京的陈述非常属实，非常平，也许是我们既定的一种安排。但那个时候我们感觉，我作为外行，觉得从申办的气氛和多伦多的气氛相比，我们好像差了好多。而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下起大雨了，忽然间瓢泼大雨，这个时候心情确实非常复杂，心里想，中国千万要有好运气。当时萨马兰奇准备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中国记者，他们的镜头对着我们了，给我的感觉，我那个时候觉得——忽然宣布是北京，我们大家真是得大喊，似乎胸中一口恶气终于出来了。那一天我有很复杂的感情，心里压抑的，欢快的，很复杂。

堆积了各种各样的感受。真是好久没那么痛快地喊一声了，觉得真是特别，尤其是觉得在这些外国人面前，我终于真是叫扬眉吐气了，非常简单，真是扬眉吐气了。

体育节目主持人蔡蜢给我讲，说你做主持，容易紧张的时候掐一下大腿。

卡尔波夫预定的是上午9：30来，结果大家都进场了，大家都在那儿化好妆，结果说卡尔波夫还没起床，还在那儿睡觉，说什么时候卡尔波夫出来，再过了半个小时，起来了，说在滴眼药水，他的眼睛不好，要滴眼药水。棋王来了，就做了，我记得我们的一个评论员，也是体育节目主持人蔡蜢给我讲，说你做主持的人，容易紧张的时候掐一下大腿，让你清醒清醒，看你疼不疼。

杨君：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事。你原来做记者做了很多年，现在从一定的程度上，更多地走到幕前来了，你觉得刚开始适应的时候是不是有挺逗的事发生？

张虹：做主持人挺有意思的，做主持人就是经历很多，比如说第一次当主持人，当时领导忽然找我说俄罗斯的棋王叫卡尔波夫，是重要的人物，你也对棋挺熟的，就做这个题材，在《五环夜话》里，当时叫《体育沙龙》，已经改叫《体育漫谈》了，当时就做这个题材。第一次做主持，因为做记者做惯了，写专题片解说词写惯了，他的语言和主持人的语言两码事，往往不是口语，往往是文字化的，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做主持人，是头一天晚上把如何串场，如何的词都写上了，第二天就照着念了，如同现场做个专题节目，实际上碰到的情况真是跟做专题节目不一样。比如卡尔波夫预定的是上午9：30来，结果大家都进场了，大家都在那儿化好妆，结果说卡尔波夫还没起床，还在那儿睡觉，说什么时候卡尔波夫出来，再过了半个小时，起来了，说在滴眼药水，他的眼睛不好，要滴眼药水。棋王来了，就做了，我记得我们的一个评论员，也是体育节目主持人蔡蜢给我讲，说你做主持的人，容易紧张的时候掐一下大腿，让你清醒清醒，看你疼不疼。我当时感觉，我第一次主持，所有的初学乍到，掐了就不止一下，掐得比较狠，真是硬撑着把节目做下去了。节目过后，我第一感觉是头疼。我记得当时请师老师——师旭平，我们管他叫“大师”，他说，这个活不好练，每做完一个节目就如同害了一场大病一样，我第二天跟师老师说我身有同感，他有点幸灾乐祸。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洗澡，我说腿上怎么一块块青的，这是撞在哪里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掐的。都是青的，真是感觉第一次有意思。

杨君：你觉得第一次这种转换是不是有些困难，做记者访问是问人家，做文字是文学性的语言，但是做主持人你需要不断地讲话，一点空场不能有，不断地在讲，在说，你觉得那时候你的思维与你的嘴是否一致？你觉得那个转换现在想想当时还满意吗？

张虹：我当时感觉还行，我知道这儿该怎么说，那儿该怎么说，我觉得现场的谈话节目不应当有严密的提纲，应该是按照现场，真是跟两人聊天似的，说到哪儿，也许这个事情就转到哪儿。如果做提纲式的东西就有很严密的逻辑关系。那么就很紧张，从一说到二，逻辑关系很鲜明。现场我现在觉得应该是轻松、自然，说到哪儿跟到哪儿，是主题性的东西，应该是随着这些轻松、自然的谈话背后，自然表露。可是我以前的做法是先把主题思想提纲挈领说说，我觉得这是以前做记者形成的思维模式。我觉得应该这么做。现在《五环夜话》是基本按照比较大范围的话题控制，比较随机些，这样稍微好一点。也确实跟本人原来做记者出身，做编辑太死有关，自己觉得太死，慢慢做多了，觉得还是轻松点好。

女儿是我的天使，她快乐的理由非常简单。

我孩子自己在家里画画儿，随便画，画了一个圆圈，有三根棍，我说这是什么，孩子说叫宇宙人，我觉得真好，就是一个圆圈，三根棍，这是宇宙人，画了几个气球，旁边好多大圆圈，我说这是什么？这是过新年，我感觉真是，小孩的眼睛看东西非常简单，但是真是一部步到位，是我看不到的。你打死我，我可能自己画新年也画不出这个感觉。

杨君：我觉得这个话题该说说你的女儿了，昨天你跟我说你们家小孩，你的孩儿，我就一直以为是一个男孩儿，活蹦乱跳的，你说会闹。但是你说你四岁的女儿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感触，我觉得张宏是应该有一个女孩。你说是一个四岁女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和谐。她在生活中是你的天使吧？

张虹：绝对是。我记得我夫人临生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想要个女儿。我事后，这个很长时间了，看读书杂志曾经写过一篇，刘在富写过一篇文章，他有两个女儿，除了父女的关系，还有心灵的沟通，父女之间挺有意思的。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我自己真觉得孩子就是天使，就是一种从孩子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优点，我自己看不到的优点。我孩子自己在家里画画，随便画，画了一个圆圈，有三根棍，我说这是什么，孩子说叫宇宙人，我觉得真好，就是一个圆圈，三根棍，这是宇宙人，画了几个气球，旁边好多大圆圈，我说这是什么？这是过新年，我感觉真是，小孩的眼睛看东西非常简单，但是真是一部步到位，是我看不到的，你打死我，我可能自己画新年也画不出这个感觉。从小孩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给我的感觉，这个小闺女真是对我挺有启发的。除了给我带来很多欢乐以外，对我的人生也有很多启发。真是这样，我自己想，孩子很容易理解，在她的童话世界里的猪八戒也好，孙悟空也好。我说爸爸，作为我，我在这个童话里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应当是童话里的什么人，我是叫做一个聪明的小花鼠，还是一个渔夫，我应该怎么扮演，也许跟女儿一起应该去找一找童话世界，就是挺有意思。

杨君：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觉得她小时候，她刚有的时候，你刚看见她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从此发生了大的改变了么？

张虹：说一个特别实际的话，当时我的孩子跟她妈妈一起从产房里出来，当时我的孩子第一眼就是黑，可能因为出来的时候有点什么感觉，有点位置不太好，这个脑袋似乎起了一个大包，这个脑袋有点别扭，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后来一看是放得位置不好引起了视觉偏差。但是孩子非常好玩的，孩子在睁着眼看我，四处看。她真是在打量这个世界一样，给我的感觉，应当说特别惊讶，让我特别惊讶。这么点的小孩子。产房负责接生的大夫，妇科大夫说，你的小孩好像有思想似的，她在不断地看这儿，看那儿。就是那种眼神确实让我印象特别深，有人说作为父亲那时候要出现一种责任感，我当时不说责任感，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打量世界，刚刚出来在那儿看。就是那一幕，那种眼神我觉得至今印象很深。用这种眼光看待世界，也许成人没有那么一种眼神了，特别新奇。

杨君：因为你家里生活构成变化了，于是你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事的方式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从此带来了哪些烦恼，或者是困难，或者是麻烦？

张虹：我觉得麻烦也有，但是说麻烦的话，应当说是我夫人承受得多，应当是妈妈直接承受的东西。说到这儿我还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我记得我夫人怀孕的时候，呕吐特别严重，一直在吐，去扎穴，据说非常痛，我当时想什么呢？我说呕吐，怎么会这样？我忽然想到，萨特写的一本有哲理的小说叫《恶心》，我当时想《恶心》可能源自母亲，我当时说这个事，我特地为她——我的女儿写两句话：“在你只有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作孽，让你的妈妈为生命而呕吐着，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哲学体验——恶心，让你的爸爸感觉到哲学的体验，只有把萨特，我的儿子生出来。”（当时不知道是男孩儿女孩儿）。这是我当时写了这么一段，为了结束哲学的体验，生出来。当时我只是随意写的。就是说孩子母亲承受的确实很大。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幸福大于付出。

杨君：看来老天早就计划好了，就是孩子是父母双方的事情，所以在妈妈难受的时候，不能让爸爸觉得事不关己。于是不断得到提示，孩子母亲身体难受难忍，他自己心里也难受难忍。生下来以后女儿的名字是你起的吗？

张虹：对。我觉得我的孩子，我的小孩是生在1997年7月1号的下午17：00，当时正是香港回归那天，7月1号17：00，正好香港回归那天，当时世界上北京周围都在忙着准备香港回归，把这当做一种庆典来庆祝，我当时作为个人来讲，这个孩子是我们家的庆典，我就想到那个庆典的典，我当时给我们家小孩起名字叫亦典。对我们来讲，她的意义就是带有庆典的意思。但是后来我改了，因为我觉得有点谐音，一点儿，爷爷奶奶怕长不大。如果儿化就是一点儿，再给她起了一个名字。而且当时我是要走，我们孩子还不到满月的时候，我到雅典采访世界田径锦标赛，又是在雅典那个地方，好象雅典的典和庆典的典也是一样，我当时想，最理想，本来有个成语叫亦庄亦谐，我当时想起叫亦典亦雅，想往这上靠。当时我们小孩满岁的时候，我的同事送了一块小胶泥，让孩子把自己的手印和脚印刻上，我就刻上“一点一滴”，我觉得一个小孩的生命真是一点一滴的，这个一点一滴可以具体到妈妈当时为了支持自己去打点滴，打药水。下面写的亦典亦雅，典是庆典的典。我当时起叫亦典。后来改成另外名一个叫译致，就把亦典当成小名了。

我觉得小孩为什么那么容易快乐，她快乐的原因特别简单，成人快乐非常复杂，经过很漫长的过程，我要背十本书，我要做八部电影之后才能快乐，再比如搓十盘麻将（笑），和了三盘之后才能快乐。所以我的女儿也算是我的老师，应该向小孩学习。她比较简单。也许是直奔主题，所以做事比较容易。所以没有任何阻力，没有门槛，我推门就进去了，不像我们还得琢磨琢磨，犹豫犹豫。

主持人重要的是人缘和亲和力。

我的节目最爱看的就是我妈我爸。我妈属马的，两个老头、老太太退休在家他们看，别管我做的节目怎么样，他们都说好，哎呀，好，说得好，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只要能看见儿子，他们就高兴。但是比如说假如我小孩的话，看电视，就说，电视上这是假爸爸，那是假妈妈，真爸爸在我旁边。如果是我夫人看了，我夫人会直接告诉我，一般，不怎么样，我觉得这实际是真话。

杨君：有人说主持人分好几类，还有一些人有以下一些观点，我不妨陈述。有一种类型是学播音出身的，字正腔圆，他们以吐字发音——说话为生。这种类型的主持人在语言上有一些优势，但是可能由于过于注重外在的形式，反而忽略了内核想法和思想。还有一种主持人类型是从做记者开始的，先是锻炼自己的提问，锻炼思想，然后再强化外在的表达形式。但是外在的锻炼也需要飞行小时。你同意上述观点吗？客观地看我们应该怎样看？你自己又是如何把握的呢？

张虹：这个话看怎么说。我觉得好多情况，真是有好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学者专家，像经济学家，看他们的文章能知道，这些人是下笔如有神，思想锐利，确实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我倒是觉得学问固然重要，但主持人本身到底该有多大学问，好像并不那么重要。不同的定位而已。但是我现在真是越来越觉得主持人重要的是人缘，是人的亲和力，就是说他和场上的嘉宾也好，和观众也好有没有天生的亲和，一看这个人挺招人喜欢的，或者跟人说话，觉得愿意跟你说，愿意把自己的真实的一面告诉你，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无论做节目的现场，你和嘉宾变成一种轻松、自如的关系，不要让他觉得你是在提审似的问你，你如何如何，怎么着，跟场上的观众也有这样一个关系，大家会融为一体，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最重要。也许他觉得他有学问，他就觉得他没学问，这也是相对的，每个人的视角不同，分寸最重要。但作为播音员来讲，播音员如果真到镜头前，他的那种感觉，他的相貌、气质也好、口齿也好是我们学不到的，那就是很专业，很职业的感觉，我干不了这个事。所以这里面应该说不具有可比性，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职业体验。

杨君：你的节目家里人常看吗？他们如何提意见？

张虹：我的节目最爱看的就是我妈我爸。我妈属马的，两个老头、老太太退休在家他们看，别管我做的节目怎么样，他们都说好，哎呀，好，说得好，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只要能看见儿子，他们就高兴。但是比如说假如我小孩的话，看电视，就说，电视上这是假爸爸，那是假妈妈，真爸爸在我旁边。如果是我夫人看了，我夫人会直接告诉我，一般，不怎么样，我觉得这实际是真话，我知道自己在节目里不可能样样都好，一般性的节目多，由于播出时间紧张，我估计比例比较大，大概我自己觉得70％、80％都是。

所以有时候我真觉得挺对不起观众的，很多节目自己都没有完全吃透的情况下去这么说。有时候是各种原因，比如选题，有时候在这儿，不做也得做了，不说也得说了，硬撑就上了，这时候挺对不起观众的。但是我会在各种情况下尽我的全力做好。

如果是星星，我们就应该在天上相互照耀。

我想起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看《中国少年报》，当时讲《北京青年报》下属的一个学通社，中学生招募记者，成立学通社，一些大学生在竞选学通社的社长，我是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如果是星星，我们就应该在天上相互照耀”，这是一个中学生说的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中学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都觉得这话说得是极为正确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别老把自己当太阳，或者老把自己当什么照耀别人是不可能的，应当大家都是天上的星星，如果真是星星的话。

杨君：你说的很多是比较客观的情况，因为好多现实可能也许是很多观众、老百姓不知道的，需要与大家沟通。有时候理想、想象与变成现实之间总有距离，有各种各样的不能实现的事情。你觉得你眼前的这扇门，主持人的这扇门，肯定是打开了。但是，你觉得你要去哪个方向呢？

张虹：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自己做节目，我自己觉得我最擅长不是做主持人，我一直觉得主持人是一个挺考验我的事情。一开始领导找我，说《五环夜话》没人了，当时是因为特别特殊的原因，极其特殊的原因，我跟领导说，你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领导说我不推你我推谁，咱们就跳吧。（笑）。所以我觉得主持人这个东西，越干越来越觉得这行挺难干的，需要特别亲和的，他的技巧，谈话的经验一定要积累，该往哪儿转的时候一定要转，该动的时候一定要动，我觉得这不是我最长项。我的最长项是我自个儿编的节目，我最得意的作品是1999年跟11个城市一起做的新中国体育50年的16集。那是我配的音，特不专业吧。

杨君：但是你可以有自己的特点。我看了你的节目。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配音很有亲和力。我觉得你第一印象就是有亲和力。也许是你并不自知。我们谈到关于人文关怀方面，似乎不太通俗化，实际上也包括你说话，感觉到你这个人的为人很尊重人，声音也是很尊重人的一种声音，你自己并不自信吗？

张虹：我这么觉得，假如你出国，人家会说，比如在日本，我们的在日本看见一个要饭的人，有人说日本有黑社会，有要饭的，就感觉只看见了人家的缺点，我们自己反而挺高兴的。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地也有像我们一样的缺点，但是我总觉得人和人的缺点相比可能都是相同的，其实我们看到的缺点都是相似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缺点是相似的。而不同的是优点，每个人的优点，你的优点和他的优点恰恰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总看人的缺点，无限放大别人的缺点，可能对你自己不会有任何好处，你自己可能就不会提高。你特别容易自满，而且关系会不融洽。所以我总觉得要看人家的优点。

杨君：你觉得看人的长处的过程，你会学到一些东西吗？学会欣赏他人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吧，需要观察和修炼自己吗？

张虹：对，一开始做主持的时候，我想马路边上卖报纸的人挺有优点的，过来过往的人，我能够拉着一副脸在那儿“晚报，生活真需要”，这种事让我干真干不出来，他能够用那种最有感染力的的语言，自己很无所顾及的那种表情来兜售自己的商品，兜售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一个优点。你让我做我做不到，也许是脸皮薄，所以任何事都存在着优点。所以，应该多向人家学习，毛主席说的虚心使人进步，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我不表述是不是落入俗套了？

杨君：但是这个观点是对的，尽量看到他人的很多长处，是一种让自己容易快乐的好办法。而且他们原来跟我说，说一般搞文化的人，搞传媒的人容易彼此相倾，我说这样是错误的，人应该彼此仰慕，只有互相仰慕，大家才可能一起轻松地往前走。

张虹：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看《中国少年报》，当时讲《北京青年报》下属的一个学通社，中学生招募记者，成立学通社，一些大学生在竞选学通社的社长，我是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如果是星星，我们就应该在天上相互照耀”，这是一个中学生说的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中学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都觉得这话说得是极为正确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别老把自己当太阳，或者老把自己当什么照耀别人是不可能的，应当大家都是天上的星星，如果真是星星的话。

杨君：因为那样才有满天的星空。

张宏：相互照耀，这挺深刻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学的，我仍然学这个，我还没听到比这个更好的方式。我女儿也是，女儿经常说得很精辟，让我想半天。我那天在睡觉之前，我女儿忽然在床上挥一个小拳头说，“好好学习，努力上班，可以挣钱”。四岁，我说你怎么回事，能说出这种话来了，一想想，可以挣钱？的确，以前大家跟她聊天的时候，说爸爸妈妈还得挣钱养家，你得赶紧上幼儿园了，得挣钱养家，可能到她潜移默化当中去了。

杨君：其实不同类型的各个电视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主持人之间都没有可比性，应该说是个性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就像星空中的繁星点点。其实展示自己的个性，包容人家的个性，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张虹：我总觉得好像哪个作家说了，你要真写好作品，把这种指向应当指向自己的心灵，你自己的心灵是最真实的，也许是最好的展示自己个性的时候，所以说没有这种可比性。是这样的，谁比谁好像没有意思。

中国的“主持人”三个字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理解上的歧意。

好的节目，主持只是最后一棒，实际他前面有策划，有嘉宾，有场上的观众，有这个话题的时机，这个新闻背景，时间背景，是种种的因素促成了这个效果，这个主持也许像最后的一点稻草，把骆驼压趴下的稻草。他是牵引话题的人。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后边，比如节目的策划，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细的，而且嘉宾的谈吐，他的发挥程度怎么样。我觉得出主意的人非常重要，那是一个船长。所以不应该把主持人看得太重，现在把主持人看得太重了。

杨君：你有觉得大家比自己强，甚至普普通通的观众比自己有水平的时候吗？

张虹：我觉得观众挺有智慧的，一般老百姓的智慧挺大的，因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棒。我记得我岳父去年住院了，我去医院看我岳父，结果一个医院的病友说，是张宏吗？他认出了我。我特别感动，他当时得了脑神经的病，说话不是很流利，有点类似于帕金森综合症。说这是张宏，我说您真是好记性。在这种情况下，他来自于遥远的黑龙江鸡西市，说我这次把病治好了，说得非常准确，说张宏你是那种人，你是愿意听人说话的人，我说你真是说得非常地精辟，而且东北人那种表达方式非常好。比如我问他您这是什么病？他说心脏病，那病是油路上出了问题，我这个病是电路上出了问题，这属于脑神经病，神经上的病。他那儿是油路，我这是电路出毛病了，我说您这话简直说得有点绝了，非常地形象、生动，我真是觉得观众里面口才表达是这么棒，这个话一下能够到位，真是到点子上了，一句话、两句话把咱们700、800字的话全说明白了。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口才好的人，他们怎么到了屏幕前，到了所谓主持人的面前怎么说不出来了，而且我平时自己不是口才特好的人，比如平时跟大家喝酒的时候，在酒席宴上大家一个笑话一个笑话地说，我很难跟上大家的思维。到了这个结骨眼上，你还能说两句，我觉得这个挺逗的，那么多口才好的人，绝对是说相声，说小品的天才，怎么到了这儿就说不了了。

杨君：你觉得是属于发挥现场不够放松？

张虹：我觉得是，所以主持人来讲，可能这个主持人最好的职责不是你多能说，是你应该让他说。想办法让他说起来。让他的油路、电路说起来，这是本职，如果自己在那儿唱单口相声似的，那就应当不是所谓主持人了。所以你说这个ANCHOR——英文单词“主持”，我也在想，所以我自己琢磨这个主持怎么理解，中国的“主持人”三个字可能有问题，给人带来一种理解上的歧意，你是主持会议的主持，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主持人在田径比赛、接力比赛，最后一棒的人英文也叫ANCHOR，无论是游泳的，还是400米接力，最后一棒都是ANCHOR。我讲这个ANCHOR可能是一种通过一层一层的力量向前推进，这个ANCHOR是最后的一层，很多力量集中到你这儿来了，要通过你这儿顺一下，让他发挥它的力，我理解是这么一种东西，至于它怎么叫我说不太准。

杨君：那么那个船锚呢，也叫ANCHOR？船停了，锚就沉出去了。

张虹：让你该停的就停，让你该往前走的时候就走，至于这个锚本身并不重要，你这个锚只能给船增加重量，但是要发挥作用，让它沿着正常的方面走，所以我觉得绝对不是“主持”二字的意思。英文里的词是按照作用和功能来说的，我想他真是把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叫ANCHOR，为什么把最后一棒叫anchor，这个词是一样的。

杨君：该停的停，该走的走，有的时候轮子转起来了，至于它自己本身，对于整个大局也不是那么特重要，其它的因素要有了，他在了，就正好。

张虹：其实好的节目，主持只是最后一棒，实际他前面有策划，有嘉宾，有场上的观众，有这个话题的时机，这个新闻背景，时间背景，是种种的因素促成了这个，这个主持也许像最后的一点稻草，把骆驼压趴下的稻草。他是牵引话题的人，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后边，比如节目的策划，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细的，而且嘉宾的谈吐，他的发挥程度怎么样。我觉得出主意的人非常重要，那是一个船长。所以不应该把主持人看得太重，现在把主持人看得太重了。我在想刚才的思路，咱原来叫主持人总觉得，假如说我还用体育比赛一共四个人的交接棒来形容，主持是最后一棒，你离开了三个，第四是不成立的，现在是一个全局的，在最上边，下边是看下边的，感觉是这样的东西，这个金字塔太高了。实际我觉得各个层面应当是平行的，一个人第一，两个人完成一个力量的传递，就不撞线。

杨君：实质上也可以说就是“主持”这两个字把事情整个的性质改变了。另外，给大家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充当这个角色的人有些无所适从。做得什么样才能让人觉得满意？他不敢罢休。关于这个角色的定位和功能问题没有搞清楚，不过把这点提出来了就很重要。

张虹：再打一个比方，比如大型演播室外的那个导播，给一号机特写，三号机摇，实际上所谓的主持就是现场话语导播，该让你说，我不让你说了，我让他说什么，他是目前的现场话题的导播。但是那个英文ANCHOR怎样翻译，现在来讲就是恰如其份的译法，要找出一个合适的翻译，或者替代“主持人”这个词，这个词不满意。它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是在发展当中。也可以从拉丁文上查一查，另外，从其它语系中再找一找。所以目前来讲，“主持人”这三个字已经是成为现在的一个定式了，目前已经定了，可是这个东西究竟怎么做，它的概念跟现在实际上一样不一样等等，有待讨论。这样实质对主持人会有所帮助，包括自己的定位，

作为主持人如何把你的作用发挥起来，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作用在哪儿，他绝对不是一个表现的角色，他是一个导向，他驾趋节目的流程和走向。

杨君：我们原来看那个电影，寺庙里领导原来叫主持，在佛教里面，寺庙里面的住持，中国不知道是谁起了主持人这么一个名字。我想过这个矛盾的事，但是我没想得很深入。其实还带来主持人的困惑，在里边的主持人的作用是一部分，但是他觉得我是不是把制片人的活都干了，但是有的制片人累得要死，不可能专门干这个。有人也问我，怎么弄这个事，我也没想，就少睡觉吧，少睡觉对一个主持人来讲，要保持清醒。

张虹：其实这个活挺难干的。我觉得这个主持这个词，之所以出现这个词是大家潜意识当中的意识，谁在屏幕上露脸多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一种本事的象征，出现了主持的意思，主持的意思是代表权力的词，感觉大家谁露脸多就有权力，谁话多就有权力，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主持的意思是一个力权力的象征，所谓掌握话语权的问题，你拿着话筒，你有权力，就可以让你说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主持人的理解，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就是他是官，他是个官一样，给他一种官的词汇来形容。实际是不对的，他不可能是一个官。于是很多观众就觉得主持人是起决定权的领导。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露脸的人就是权力代表，说话多的人就是权力位置，就是主持。这个定位不对，确实定位不对，造成好像你露了脸了，你这个人就怎么着了。他是台长，他那么想。最后主持成了台长。老百姓、观众搞不懂了，人家想不通。看来主持人也有自己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不过一切都会明朗起来，只要大家有信心。

摘自《我们:中央电视台马年主持人访谈录》（光明日报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