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简称“95世妇会”）在北京举行，这对全球女性发展进程而言，无疑是一座熠熠生辉的里程碑。今年是95世妇会举办的三十周年，在联合国的语言中，今年便是“北京+30”。时间在向前，社会在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妇女仍需自觉创造发展空间，进一步通过自身的发展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实现自我解放。

1.妇女与教育：托起未来的希望

如今，女性和男性共同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在中国，女性拥有受教育权仅有短短一百余年。

女性受教育权利是不断争取完善的。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把女性排除在外，并且指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但仍有许多先进之士呼吁：男女平等，推动女性解放。在各方势力的帮助下，1904年9月成立了“北洋女子公学”，这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之后，妇女教育不断发展。“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1]——平民女校出现，促进部分女性觉醒。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宪法》的颁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女性平等地位，规定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同时，构建起以女子学校教育为主，以妇女扫盲教育、妇女干部教育为辅的妇女教育制度体系。到1956年，我国大多学校实现了男女合校，妇女的受教育权进一步得到了实现。

到2023年，女性接受教育的人数大大提升，小学学龄女童和男童的净入学率均为99.9%。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占在校生的比重为46.9%，高等教育男女比例基本均衡，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占在校生的49.9%，并且女研究生为196.3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50.6%；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887.2万人和564.3万人，占比分别为50.0%和56.0%[4]。

通过妇女不断争取应得权利的努力，中国女性受教育权利保护得到有效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初，15岁以上妇女文盲率达到90%以上。而到2020年，15岁以上妇女文盲率降至4.1%，女性受教育权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

中国妇女受教育权的保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距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提出的在教育领域实现赋权妇女、男女平等——从法律平等到事实平等、从机会平等到结果平等的目标，仍存在一定距离[2]。

教育政策的性别平等需要加强：“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发布的《还女生平等——2013年“211工程”学校招生性别歧视报告》表明，部分高校招生存在着性别歧视[3]；

偏远地区女童教育问题有待解决：许多偏远地区及农村地区女童（尤其是留守女童）仍处于传统重男轻女意识为主导的环境中，学习与生活多由父母留守一方或祖辈隔代料理，或交由他人托管。由于种种限制，往往会在中小学时期被动或者主动辍学，难以摆脱包办婚姻、早婚早育的命运；

城市流动女童受教育机会缺乏均等：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大幅度增加,部分居住在城市流动家庭里的女童却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其他同龄女童相同的教育机会。

2.妇女与经济：新时代的半边天

中国女性职业发展的历程充满斗争与进步，是一部女性不断斗争与政策逐步完善的历史。

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觉醒，追求平权和职业发展。部分女性冲破传统束缚，进入教育、医疗等领域，成为职业发展的先驱。其中，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和女性解放运动先驱，秋瑾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反对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改革开放为女性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在职业选择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机会，然而，性别歧视、职业隔离等问题也逐渐显现。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颁布，全面保障了女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权益，为解决女性在职场面临的困境提供法律支持。此外，随着女性教育事业的积极推动，女性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得以提升，为往后更好地参与职业竞争奠定基础。

进入新世纪，中国女性职业发展迎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女性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领导岗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进一步强化对女性职业发展权益的保障。此外，通过实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战略、设立妇女发展基金等措施，积极推动妇女事业的全面发展。

202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为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3%，并且女性在企业的决策管理中的参与比重上升[4]。

女性的进步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保障。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策保障为女性提供实现自我价值所需的资源、平台。雨露计划·腾飞工程旨在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妇女的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帮助中西部贫困地区贫困家庭中具有初高中文化的“两后生”，特别是农村女青年在获得学历文凭的同时，掌握一项或多项职业技能，提高贫困妇女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脱贫能力，最终达到“培训一人、输出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巾帼脱贫行动是全国妇联展开的扶助贫困妇女的政策。主要工作任务是搞好宣传和发动工作，引导贫困妇女坚定脱贫志向。例如“巧手脱贫”引导发展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各种妇女手工业，如刺绣、剪纸等，助力妇女脱贫 。短短几年间，以北京巧娘、贵州锦绣计划、吉林巧姐、四川“穿针引线”、甘肃陇南妹等为代表的巧手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6]。

放眼未来，中国女性职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传统分工模式以及“母职惩罚”的隐形偏见仍在深刻影响中国女性的就业。据智联招聘《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4%的职场女性曾因生育中断职业发展（含调岗、降薪或辞职）[5]。为避免越来越多女性成为家庭中的“牺牲者”，就需要更多政策维护女性的“就业权”，平衡女性职业与婚育之间的冲突，切实实现对女性劳动保护。

3.妇女与解放：自我解放的进行曲

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将妇女事业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破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1949年冬，北京率先关闭224家妓院，解放1290名妓女，之后禁娼运动在整个城市全面展开。紧随其后的扫盲运动、普选运动使很多妇女摆脱文盲状态，不断提升政治觉悟、生产技能，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妇女权益不断得到保障与完善。这些妇女解放运动，为妇女今日能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参与、自觉提高妇女地位奠定基础。

如今，平等的种子已然种下，却不能只待其在原野上成林。前辈们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这并不是妇女事业的终点，今日的妇女和妇女事业仍然面临着考验。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参与深度和广度，不能仅仅停留在数量和覆盖面上，还要注重其对社会问题的自觉反馈和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7]。对妇女自身而言，不仅需要努力实现经济自主，还要在精神上独立起来，完成从自我意识到群体意识的觉醒，实现从“被解放的客体”到“自我解放的主体”的身份转变。

1939年妇女节，毛泽东在延安倡议办女子大学。7月，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他明确了创办女大的重要意义：“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8]社会在不断变化，不变的是，妇女仍需自觉创造发展空间，进一步通过自身的发展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实现自我解放。妇女事业的道路，仍在向前。

参考资料

[1]上海平民女学校招生[N].妇女声，1922

[2]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316.html《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

[3]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detail/7713.html

[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 - 国家统计局

[5]数据报告：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女性平均月薪8689元（21页 | 附下载）|招聘_新浪财经_新浪网

[6]亲历巾帼扶贫行动——巧手脱贫 - 中国妇女报

[7]李小江：告别昨天——新时期妇女运动回顾

[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1-1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