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革命，从羞耻到觉醒

2025-03-24 18:14

发布于：北京市

去年起，多款卫生巾因偷工减料、甲醛超标、pH值不合格等问题“塌房”。今年央视“3·15”又曝出“翻新卫生巾”，消费者对卫生巾行业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有网友惊呼“天塌了”并喊话小米创始人雷军下场生产卫生巾，艺人黄子韬也在3月22日的直播中透露想做透明化卫生巾工厂。

卫生巾作为数亿女性的刚需用品，屡屡“暴雷”。除此之外，女性还面临“月经羞耻”、“月经歧视”、支付变相“粉红税”等困境，当我们讨论财务自由、时间自由、灵魂自由的时候，有些女性尚未能实现“月经自由”。

历史溯源：月经禁忌与身体异化

月经是一场潮起潮落的自然节律，这种周期性生命体验却被父权制文化长期当成禁忌。2025年2月11日，网友发帖称广东一古庙放置立牌“女士如遇月事请勿入殿堂参拜，以防亵渎神明”，引发争议。月经不祥，经血污秽，经期女性需被隔离，这类性别歧视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

在2024年的香港电影《破·地狱》中，喃呒师傅郭文一味遵循“传男不传女”的祖训，不让女儿文玥从事自己的职业，并多次说出“女人污秽”的台词，认为会来月经的女性没有资格做丧葬法事，贬低女性的传统观念深入骨髓。

《破·地狱》剧照

女性精神上受到层层不平等禁锢，身体上遭到种种不适，正常生理现象不被正视，就更难争取到应得的权益。卫生用品的每次革新，是尝试突破这一囚笼的微小革命。

从初潮到绝经，每位女性一生要用掉1万多片卫生巾。田中光的《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聚焦于卫生用品的演变，重述日本一次性卫生巾鼻祖“安妮卫生巾”的诞生和没落，从卫生巾透视女性地位的变迁和身体自主意识的觉醒，剖析月经禁忌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纠葛。

[日]田中光：

《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

在布、纸等材料问世前，远古时代女性用的可能是植物叶子和纤维。后来，布料和丝绸被用来处理经血。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使用的由丝绸制成的月带，可以被视为现代卫生巾的雏形；然而，日语将“月带”读作“污秽之布”，正是源于视月经为“污秽”的古老观念。

美国第一次生产卫生巾是1921年，日本是1961年，中国人则在1980年代初期才第一次用上卫生巾，第一条生产线还是从日本进口的。卫生巾在各国的普及使更多女性更加方便行动，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也在心理上逐渐破除对月经的羞愧感。不过，社会对女性潜移默化的规训仍然存在。无论在野蛮部落还是所谓文明社会中，许多女性都会因经期被禁止社交活动，重则被囚禁在卫生条件糟糕的室内、被举行驱邪仪式，轻则被侧目而视，似乎月经是一种令人尴尬的病症。

日本“安妮卫生巾”广告

明治时代的《妇人卫生杂志》（1888-1926）是大日本妇人卫生会的机关刊物，旨在为女性提供卫生教育。该杂志阐述经期的各种调养之道，提倡遵守经期禁忌（如禁止骑车和跳舞等），但根本目的却是将月经与“培养健康的母体”“确保国家富强”相绑定。这种将女性身体工具化为“国家生育机器”的叙事，至今仍在某些母婴广告中若隐若现。如何正确看待月经本身的意义，是现代人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现代困境：污名化的延续和消费主义陷阱

1921年美国金佰利公司推出首款抛弃式卫生巾时，早期的销售和宣传都谨慎地遮掩了产品的实质，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讨论女性用品是有伤风化的事。这种集体羞耻直到二战时期才被打破：600万女性顶替男性进入制造业工厂，卫生巾广告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打上让女性多工作几天的旗号。耐人寻味的是，社会对月经的接纳程度似乎与女性劳动价值的涨落曲线高度重合。

但“月经羞耻”从未真正消退。直至今日，公开讨论月经依然被视作“不雅”，人们用“那个”“大姨妈”等词汇指代“月经”，许多超市收银员用黑色塑料袋包裹卫生巾，2022年关于高铁是否要售卖卫生巾还引发了大规模讨论。性教育和生理卫生教育向来缺失，课本上故意略过的知识点，月经初潮的手足无措，旁人窃窃私语的议论，都成了偏见埋下的第一颗种子，使对月经的污名化渗透进人们的意识。大荧幕上的卫生巾广告以“隐形”“无痕”为卖点，暗示卫生巾是不该摆上台面的东西。洗衣液般纯净的蓝色水滴，也遮蔽了经血的实质。

以“蓝色液体”展示吸收力的卫生巾广告

这种集体遮掩，恰恰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品牌敢推出标为“240mm”却实际只有233mm的卫生巾。“极薄”系列产品价格翻倍，吸收量和透气性反而比普通款更低。商家认为女性不会主动维权，于是在这场羞耻营销中赚得盆满钵满。更有甲醛、增塑剂、荧光剂、黑心棉等严重损害健康的问题，许多人使用不达标的卫生巾后都出现了不良反应。

卫生巾价格的持续增长，则加剧了“月经贫困”的现象，这不只与经济落后地区相关。按照均价计算，女性一生在卫生用品上可能要花费一两万人民币，买不起卫生巾的人群也占比很高。卫生巾生产成本其实并不高，厂商却还经常偷工减料，3·15被曝光的“梁山希希纸制品有限公司”这类商家，更是用过期的废旧卫生用品再生产成卫生巾原料。企业利用“女性专属”标签抬高价格，却将女性的健康需求异化成了追求利润的工具。

不仅如此，消费主义还在制造新型枷锁——卫生巾品牌ABC推出的“丝滑比基尼经期裤”，是一款比基尼式三角剪裁的紧身中低腰安睡裤。“经期也要时刻性感”的卖点却被网友嗤之以鼻：“来月经怎么还要服美役？”

“丝滑比基尼经期裤”广告图

安睡裤本该是防止侧漏、让女性更舒适更安心的产品。商家不仅没有考虑到生理期穿紧身裤不利于盆腔血液循环，会危害女性身体，还以“穿衣自由”为名，将消费者困于凝视目光中。

反抗与觉醒：滴水穿石的“月经革命”

面对困境，我们能做到的第一步是打破沉默，用自己的声音推动更大的浪潮。

玛蒂尔德·拉雷尔的《从卫生巾到节育环》以20件日常物品为切口，串联了一部女性斗争史。直接把卫生巾图案做成封面，以“打破性别偏见，就从正视月经用品开始”为宣言，用幽默犀利的语言阐述女性如何通过长裤、节育环等物件反抗性别压迫，重塑身体主权。

[法]玛蒂尔德·拉雷尔：

《从卫生巾到节育环：20个物品见证女性主义200年》

“卫生巾难用，不安全，还很贵？”玛蒂尔德·拉雷尔讲述了法国卫生巾问题引发的公共危机。为了抗议国民议会否决降低经期用品增值税的法案，女权主义团体“若尔热特·桑”（Georgette Sand）提出反对卫生棉条增值税的运动，“内裤门”（Culotte Gate）把大约200条染成红色的内裤寄给了当时的政治人物。经期用品既是女性斗争的目标，也是手段。拉雷尔有力地质问道：“当男性可以报销伟哥时，为什么女性要为天然生理需求付费？”勇敢地正视和反抗性别偏见，才会看到崭新的曙光。

2020年，有网友曝光“100片散装卫生巾”包邮只要21.99元。这类散装卫生巾可能是“三无产品”，不卫生、质量差，但许多女性却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购买，她们确实支付不起“更安全好用”的产品。

2020年，华东政法大学一名大二女生发起了“卫生巾互助盒”运动，在各教学楼放置“取一放一”的共享盒子，将女性私密物品转化成了公共议题。致力于女性公益事业的微博博主也呼吁推广这项举措广泛落地。许多高校的学生纷纷自发在校园里放置互助盒，部分院校还增设了专用卫生巾贩卖机。也有女性在背包上挂着“可以找我借卫生巾”的挂件，用自己的善意行动传递一份力量。

各大高校的卫生巾互助盒运动、博主推广和“借卫生巾”挂件

消费者的觉醒也能促进行业规则的重塑。在2024年11月的“卫生巾实测运动”中，无数女性用尺子测量自己购买的卫生巾长度，才发现卫生巾尺寸普遍比包装标注更短。卫生巾“红黑榜”的出现给更多消费者敲响了警钟，从反面推动行业标准升级。同样，当越来越多消费者在公共平台发声，抵制“服美役”，拒绝为所谓的“隐形需求”买单，呼吁卫生巾免税、平价化时，女性的健康权利也会被更多人关注。

月经问题也并不仅限于卫生巾的安全性。对于痛经的治疗，经前期综合征（PMS）导致的烦躁、失眠、头痛等现象的成因，以及更年期停经带来的一系列身体变化，也尚未获得足够的研究。这与每位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息息相关，值得更加深入了解。

始于卫生巾，而不止卫生巾

对卫生巾安全的推动任重道远。消费者可以更多参与公共讨论，关注产品质检报告，支持透明化品牌，但也需要更多政策支持，例如严查行业标准，卫生巾免税降价等。一点一滴的行动会激起真正有影响力的浪花，“谈论”这件事本身，就是在破除月经羞耻。

卫生巾问题其实也是女性身体自主权的象征。每次行业乱象的曝光，都是对性别平等的直接叩问。每场打破禁忌的讨论，都是在书写新的“Herstory”。《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和《从卫生巾到节育环》这类研究，引领我们看到了各种女性用品的发展过程，以及世界各地的月经禁忌。千年来女性被规训的沉默酝酿成风暴，百年来女性争取权利平等、经济独立和身体自由的具体行动，成为了改写历史的全新力量。

只有当女性真正掌握身体话语权时，卫生巾才能从“遮羞布”变为权利宣言。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安全、舒适、健康的卫生巾，更是一个能随时随地坦然讨论“月经”的世界。

撰文 | 李松晓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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