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1934年由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电影《神女》，是中国电影百年长河中一颗不可忽视的璀璨明星。在1982年意大利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中, 影片《神女》收获了国内外电影人的赞许，也让阮玲玉赢得了“中国嘉宝”的美誉。

“神女”一词有两种含义：其一就是把这两个字颠倒过来，即“女神”；其二是喻指妓女。“神女”一词的一语双关正好对应了女主“阮嫂” （阮玲玉饰演）的双重身份：在白天，她是小宝的母亲，一位慈爱、坚强的母亲，如女神般伟大；在夜里，她是男人的玩物，一名卑微、无力的妓女。影片的核心矛盾，正来源于这双重身份的矛盾性。作为一个母亲，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来源，她只能依靠出卖身体来赚钱，以履行母亲的责任，抚养儿子小宝；然而，身为妓女的儿子，小宝必然被“一身清白”的乌合之众们鄙视、欺凌，阮嫂作为母亲的行为又反过来成为了戕害小宝的利刃。阮嫂是进退两难的。而在这一根本矛盾之上，还有流氓的威压、警察的驱赶、校长的无力，层层叠叠的重负同时压在了这位身形单薄的妇人身上。她将何去何从？

让我们走进电影《神女》。

一、折叠的城市与生活的“势阱”

电影《神女》

影片中清晰的展现了旧上海的三个阶层。掌握社会权力的上流社会，他们垄断了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个方面，凭借手中的财富和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与之对立的是普罗大众构成的底层社会，他们如同草芥一般漂泊在十里洋场之中，生活拮据，饱受盘剥。然而，正如在黑与白之间往往存在一个灰色地带，30年代的上海社会也不只存在富商巨贾和乞丐妓女，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市民群体。他们的生活虽然并不阔绰，却足够温饱，甚至还能偶尔享受电影戏剧等文化产品，他们的子女也可以上学接受教育。市民阶层的存在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上海这一在当时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市民群体的存在不可忽视。三个阶层壁垒鲜明的阶层，被折叠起来，塞进上海的繁华市井中。

影片中的各个角色都可归入这三个阶层。阮嫂、小宝，以及流氓章老大，都属于社会底层。校长、校董、法官以及诸多嫖客可被划到上层社会中去。剩下的，诸如警察、房东、邻居老太太们，都可算作中间的市民阶层。

上层社会最直接造成了阮嫂的悲剧。阮嫂的客人们都衣冠楚楚，出入高档酒店，其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绝非普通市民阶级或底层人民，他们正是购买阮嫂身体的罪魁祸首。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还鄙视被自己蹂躏的女人们。校董们不会容忍妓女的儿子在学校里上学，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开除小宝。这一阶层的道貌岸然让孤儿寡母的生活举步维艰。

在下层社会，阮嫂还会被以章老大为代表的流氓们压榨。下层社会中最看重的是肌肉力量。章老大生的五大三粗，在打架时占优势，自然混成了老大。可以看出，这种秩序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羸弱的女子和年幼的男孩，他们自然而然会沦为下层社会里的最底层。没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就只能被迫依附于富于力量的流氓章老大。当然，这种依附不是无条件的，与之对应的必然是章老大的暴力压迫与敲骨吸髓式的盘剥。影片中章老大不仅占有了阮嫂的身体，更多次偷走或抢走阮嫂出卖身体换得的钱，在经济上依赖阮嫂。对于妇孺这样的底层弱势群体，试想即使没有章老大，也会有其他流氓收母子二人的保护费，而比这更糟的情况是不止一伙流氓盘剥母子二人。被流氓压榨是阮嫂身处底层的必然命运。同时，章老大的存在也阻碍了阮嫂改善现有的生活。阮嫂不得不通过藏钱来供小宝上学，否则这些上学钱也会被章老大拿到赌桌上；影片结尾阮嫂想搬离上海，却发现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也被章老大偷走输光。章老大为阮嫂摆脱底层生活制造了巨大阻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阮嫂身处底层，只能被流氓盘剥；因为被流氓盘剥，阮嫂永远也无法逃离社会底层。阮嫂就生活在这绝望中。

上层和下层都将阮嫂逼向万丈深渊，那么市民阶级能帮助阮嫂吗？导演依旧给了我们否定答案。市民阶级在财富和权力上都远不及上流社会，也没比阮嫂等底层人民强上多少。但他们在心理上并不承认自己与下层人民都是被上层压迫的对象。相反，他们更愿在心理上向上流社会靠拢。警察会竭力执行上级命令，坚决驱赶伤风败俗的妓女，不会同情阮嫂这位单亲母亲；弄堂里的老太太们，只会追随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嫌弃妓女和她的孩子，虽无权力直接开除小宝，却也要在私下里戳阮嫂的脊梁骨，骂小宝是贱种，向学校写举报信。他们不会同情孤儿寡母二人的境遇。纵使有心地善良的房东老太，她在阮嫂工作时帮忙照顾小宝，面对章老大的威逼对阮嫂的下落守口如瓶，但她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一个靠“吃瓦片”过活的老太，自保尚且勉强，不可能拯救阮嫂和小宝。市民阶级要么不愿对阮嫂施以援手，要么对阮嫂爱莫能助，他们终究救不了阮嫂。

对阮嫂生活产生影响的还有时代因素。上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经济都受大萧条的影响陷入发展停滞。刚刚工业化的中国上海自然也不例外。影片中阮嫂本想去工厂上班，但迎接她的，只有工厂倒闭后紧锁的铁门。阮嫂没法成为一个女工，就没法融入城市工业化的秩序中去，她就只能作为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存在，继续靠出卖身体过活。

上、中、下三个阶层以及时代因素同时叠加在阮嫂身上，使得阮嫂只能一直从事“神女”的工作。就好像物理学中的“势阱”，物体一旦陷进去，便会有强大的引力阻止物体逃离“势阱”。这就是阮嫂的境遇。

二、被“物的逻辑”所支配

电影《神女》

上文分析了阮嫂无力改变的生存境遇。然而，造成这一境遇的并非某个人，也不单是某个阶层。正如老校长所说，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但如果将责任推给所有人，就相当于任何人都没有承担责任。老校长没有意识到，在阮嫂生存悲剧这一表层现象的背后还存在深层的本质——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物的依赖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异化为物而存在。“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阮嫂作为一名女性，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金钱，符合上述“物的逻辑”。同时，占有的“物”越多，在社会中的权力就越大。这种权力同时包括对他人生存权与话语权的支配。因此，上层社会既能在物质上剥削下层人民，更能在精神上诱导整个社会。具体到阮嫂而言，“物的逻辑”将上海撕裂成两半：占有的“物”多的世界购买妓女的身体，占有的“物”少的世界中女性沦为妓女。

影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站在街边，作为妓女的阮嫂快步凑到男人身边，主动向其献媚讨好；然而当街上的流氓跑到阮嫂跟前时，阮嫂却不屑一顾地走开了。妓女和流氓都生存于社会的下层，而妓女不把流氓视作自己的顾客，同时主动追捧上流人士。这既能说明社会以占有“物”的多寡为标准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更表现了阮嫂在思想上已然被“物”的逻辑所同化。在物质上，她彻底把自身当作了商品，遵从“价高者得”的原则，因为财大气粗的“绅士”大概率比一穷二白的流氓出价更高。在精神上，她也不自觉地趋向甚至依附于上层社会。阮嫂会不自觉的在心理上奉承上层社会而鄙夷流氓代表的下层社会，尽管身为妓女的她也是底层的一员。

不同于一般的妓女，阮嫂最打动观众的地方在于其卖身赚钱的目的：阮嫂希望小宝通过读书获取知识，将来出人头地，脱离现在的生活。然而，“出人头地”这一概念本身就被购买她身体的“物的逻辑”所支配。如果小宝真的通过个人奋斗成功跻身上层社会，那么他将接受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曾经开除他的那些校董一样，将妓女视为低贱卑劣的职业。他会反过头来歧视养育他的母亲。在这样的矛盾性中，小宝只有离开母亲、抛弃母亲，才能不被视为“贱种”。母亲越献身，孩子就越远离自己。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使得母亲与孩子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大团圆结局化为泡影。即使没有章老大、警察、邻居老太太等等“恶人”的阻挠，阮嫂对小宝与二人未来的期许也终究难以实现。

从这个角度讲，章老大和阮嫂，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压迫关系，但他们又都是“物”的逻辑的受害者。章老大作为一名赌徒，把身上的所有金钱都投入到赌局之中。这种对金钱的挥霍以及对金钱游戏的迷恋，也是章老大被“拜物教”异化的一种表现。如果戒掉赌瘾，章老大也一定拥有比当下更美好的生活。无法改变的是，章老大和阮嫂同处于一个世界，一个被物的逻辑支配的世界。

上文说过，“神女”一词的含义之一是妓女。而正是“物”的逻辑改变了阮嫂的社会身份，在代表她性别的“女”字之前添加了“神”字，使阮嫂沦为了“神女”，沦为了妓女。这是引发阮嫂人生悲剧的原点。同时，正如“神女”的另一层含义，阮嫂企图通过自身的伟大牺牲，像女神一般保护、抚养并教育她的孩子，来实现母子二人的阶层跃升。但是，在“物”的逻辑的支配下，这种具有神性的理想依旧无法实现。

三、理想男性的缺失

电影《神女》

父权制是阮嫂悲剧的另一个罪魁祸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总是依附于男性，注定了女人只能承担意义，无法创造意义。在这样的社会里，女人一旦失去了男人的庇护，便会受苦、遭劫、蒙耻。阮嫂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就来源于周围社会中理想男性的缺失。

第一类是不负责任的缺席者。首先是小宝的亲生父亲。如果他没有抛下阮嫂母子，想必阮嫂与小宝也能生活在一个安稳的家庭中，不必受人凌辱、遭人歧视。这个男人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影片中，小宝进行入学登记时，老师问孩子的父亲做什么工作，阮嫂只是回答“孩子的父亲早死了”。不论小宝的父亲是否在世，在阮嫂的心里，他即使活着也犹如死去。而章老大也同样如此。与阮嫂生活几年，章老大与阮嫂已有夫妻之实，然而他却并未履行父亲的责任。按照韩婴的说法，“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爱也，授明师以成其技。十九见志，请宾冠之，足以成其德。血脉澄静，娉内以定之，信承亲授，无有所疑。冠子不置，墨子不答，听其微谏，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父对子的责任，至少包括保护、抚养和教育。章老大为了威胁阮嫂可以绑架小宝，他自己就是绑架小宝的元凶，自然谈不上保护；抚养小宝靠的是阮嫂出卖身体的钱，章老大只会从阮嫂处巧取豪夺，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靠阮嫂，遑论抚养母子二人；至于教育，章老大更是“读书无用论”的坚决拥护者，反对阮嫂花钱送小宝上学，不能为小宝提供良好的教育。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章老大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章老大同时也兼具了第二类男性形象：残暴的施虐者。这点上文已作分析，此处不做赘述。

值得探讨的是第三类男性形象：无力的抗争者，比如老校长。校长属于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他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思想更加开明先进。在校董会议上他大声疾呼“不能迁就一般的错误心理，戕害孩子向上的生机”。然而当校长被学校威胁辞职时，他还是退缩了，这导致小宝终究难免被开除的厄运。校长发自真心地同情母子二人，这点毋庸置疑；他也意识到造成母子二人悲惨境遇的正是有问题的社会。然而，他却没有找到改良社会以拯救二人的方案。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校长在家访中被阮嫂愤怒的倾诉感动，校长不自觉地伸出手拍拍阮嫂的肩膀。但还没等手碰到阮嫂的肩膀，他就又把手缩了回去。校长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才能表达自己的同情，进而切实帮助母子二人。他想拍拍阮嫂的肩膀，给这位可怜的妇人一些安慰；可他又放不下“男女之大防”的固有观念，害怕被人撞见、诽谤他是趁人之危。然而若不伸出手去，又显得自己太过冷漠，且不符合自己进步性的价值观。这造成了校长犹豫不决的行动。

校长行动上的犹豫，来源于思想上的不坚决、不彻底。首先，他不能完全摆脱旧时代对思想的桎梏。传统正如“无物之阵”，虽非实体却时刻包围着校长，左右着他的思想，影响着他的行为。他否定现存的社会，却又不可避免地位列其中，时刻处于“在而不属于”的尴尬境地。他渴望改变，却又抱着“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的侥幸心理，当自己现有的生活被威胁时（比如被学校辞退），他便会退缩。这不禁让我联想起《祝福》中的叙述者——“我”。《祝福》中的“我”不愿和代表封建礼教的鲁四叔决裂，也给不了祥林嫂对未来（也就是来世）的希望。“我”和校长一样，都代表了五四退潮之后的知识分子——在昼与夜之间彷徨着、徘徊着。他们最终会觉悟：什么都不舍弃，就什么也得不到。然而校长的犹豫与软弱，不禁让观众担忧：校长会一直好好抚养、教育小宝吗？被校长收养的小宝，真的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四、总结：女性的世界里没有神

电影《神女》

上世纪三十年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这给予了女性摆脱农村封建礼教秩序并融入城市资本主义秩序谋求生路的机会。然而，这一进程中的女性并未得到彻底的解放。在依然占据支配地位的父权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物的逻辑”的双重压力之下，以阮嫂为代表的城市底层女性面临巨大的生存困境。

阮嫂作为女性，这一身份本不应被加以任何修饰。“神女”并非一个理想的形象，而是一个悲情女人的名字。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法律上，没人希望女性被迫沦为“神女”——也就是娼妓。也没人希望，一个母亲牺牲自己的一切，只为圆自己一个虚无缥缈的幸福梦，给子女创造一个充满矛盾性的未来。女性只有先是她自己，才是妻子、母亲，而不必成为“女神”。女性的解放，首先应当丢去“神女”这一身份的“神”字。

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着眼社会各个阶层，没有哪个阶层可以帮助阮嫂们摆脱困境，甚至会成为阮嫂生存的阻力；着眼性别差异，依靠失去理想性光环的男性亦非女性的救赎之道，何况阮嫂已然被男性所抛弃、所鄙视。在旧上海这座城市中，没人能对阮嫂施以援手。在女性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全能的“神”，能大慈大悲地拯救她们脱离苦海。

这就需要阮嫂们自己勇猛而冷静的战斗。影片的最后，阮嫂彻底被“物”的逻辑以及男性的压迫激怒了，她已然走投无路。于是她将怒火倾泻在章老大身上，猛然暴起砸死了章老大。然而，这样壮烈的举动却并不能改变压迫她的世界，反而让她自己身陷囹圄，彻底与小宝分离。这样的反抗几乎是无意义的。正如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所说的：“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女性需要自己觉醒，意识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自身的迫害，进而谋求自身的解放。当然，并非一旦觉醒就有光明的未来。这其中也免不了惨烈的牺牲和持久的斗争。

不过，这样的牺牲总比阮嫂的牺牲更有意义。因为她们至少尝试过理性地改变腐朽的旧世界。而正因为女性的世界中没有神，她们必须把自己作为主体，为了一个进步的而非守旧的、共同的而非个体的目标战斗——坚韧地战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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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