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痴情女子杨之华：为追求真爱，面对前夫，她的处理方式堪称教科书

2025-03-14 17:30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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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年的经历

1901年，杨之华生于浙江萧山县坎山镇，这是一个远离县城、富庶宁静的地方。杨之华的祖上是官宦人家，是这一带的大户，祖父杨景轩是一位米商，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杨竹民，曾是光绪年间台州府的督尉武官。

杨之华的父亲杨羹梅(1882~1935)是杨家的第二个儿子，为人温和，做蚕丝生意，常年在杭州、上海之间往来。与杨羹梅打交道的客商中也有各种外商，杨羹梅见多识广是一位开明人士，不过，生意人的毛病也沾惹上不少，他在上海设立公馆，讨了小老婆。杨之华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节俭的乡间女子。

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虽然依然秉承儒家的传统生活习俗，不过，20世纪初，小小的萧山，已受到杭州、上海、宁波等对外开放商埠的影响，加上杨羹梅的开明，西洋文明已经开始闯进了这个封建大家庭。

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每逢暑假，他就邀请同学到萧山度假，与同学一起吹拉弹唱，引起乡人的好奇。大学毕业后，经父亲朋友的介绍，杨葆青到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

杨之华小时候很讨人喜欢，圆圆的脸，眼睛很大，很是聪敏，周围的人都叫她“小猫姑娘”，这位小猫姑娘个性很强，富有同情心，她喜爱听花木兰和秋瑾就义一类的故事，这些巾帼英豪的形象，很早就印在她的心上。

江南秀美的风光，钱塘江的雄壮与奔放，刚烈与柔美同时渗透在杨之华的身上，形成了她温婉、开朗、善解人意，同时又倔强、要强的性格特质。而在后来杨之华和妹妹杨之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由于杨之华父亲杨羹梅温和的性格，杨之华幼年的生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而这种环境则对杨之华之后形成勇于探询、叛逆、不甘平庸的性格有一定的影响。

杨之华的母亲希望按照传统的大家闺秀的典范，精心塑造女儿，希望女儿能有一双小脚，可是活泼好动的杨之华激烈地反抗缠足，为此还曾遭到母亲的痛打，可是她并没有屈服。杨之华是一位聪明的女子，她向家里的私塾先生哭诉，并最终得到了他的支持。肢体的解放也为杨之华赢得了接触外界、求学读书的机会。

1914年，临时取了一个名字的杨之华，进入萧山县城二等小学一年级学习。13岁的杨之华显然已远超过了入学的年龄。因为年龄大，在同班同学那里，杨之华这个来自乡下的大孩子，似乎找不到朋友，她感到寂寞和陌生。不久，学校因为经费缺乏而关闭。

杨之华面临新的选择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由于经常来往于杭州、上海，杨之华的父亲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他鼓励杨之华继续求学。

于是，在校长的介绍和父亲的努力下，杨之华来到浙江私立女子实业学校读书。虽然在进入该校的考试中，杨之华又一次遭遇挫折，因为只受过一年的学校教育，她的入学成绩名列倒数第二，不过，这也激发了她求学的意志，她明白了要不断寻找新的知识来改变自己。从此，杨之华开始了独自探索人生的道路。

2、独闯世界的勇气

13岁时，杨之华进入浙江私立女子实业学校。杨之华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她待人接物热情诚恳，学习成绩优良，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也使她的父亲感到骄傲。在这里，杨之华也学到了许多生活中的实用技能，如缝纫、烹饪等。

多年后她的女儿曾回忆说：

“妈妈很懂得生活的美……尽管斗争生活那么紧张、忙碌，但常常自己亲手做衣服，无论是中式衣服，还是俄式萨拉番(一种农村姑娘穿的宽大裙袍)，她都做得非常合体”。

两年后，15岁的杨之华从这里毕业，本来计划是继续留在学校，可是，不料几封陌生男子的来信给她带来了麻烦，在传统意识还颇为浓厚的学校里，引起非议。校长拆开了信件并斥责杨之华。

杨之华感到受到了侮辱，愤怒之下离开学校，随之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

1916年的杭州女师应该算是当地女子教育的最高学府，不过，严格的管理制度令杨之华感到窒息。

五四运动爆发时，杨之华正在杭州女子师范三年级读书，当时的杭州，女子师范和男子师范的学生，由于家庭经济较困难，和其他学校相比，斗争性更强。杨之华也和女师的学生一起走出校门，示威游行，到处演讲。

风起云涌的浙江新思想的传播，使杨之华改变了人生的目标，她决定放弃学业，到上海去。

实际上，早在杭州女师读书时，她就开始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在上海的沈玄庐时常会寄送一些进步书刊给她。

1919年6月沈玄庐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这个周刊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著称，“一纸之出，风行全国”，在进步知识分子中起过很大影响，是五四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

《星期评论》的销售量也从最初的1000份，迅速上升，达到十几万份。沈玄庐在《星期评论》上共撰文一百二十多篇，几乎占了全篇目的四分之一。

沈家和坎山的杨家相距不远，杨之华与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孩童时就定了娃娃亲，沈玄庐作为杨之华的未来公公，对杨之华的大胆举动深表赞赏与爱护。

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也寄送到杨之华那里，希望这个未来的儿媳妇能够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随后在沈玄庐的安排下，杨之华进入《星期评论》杂志社工作。

一九二〇年上海染织厂罢工，《星期评论》社支援罢工，用汽车沿马路散发传单七千多份染织厂、印刷厂工人经常来来往往。《星期评论》的广泛影响以及参与工人斗争的行动引起反动势力的敌视，不久被迫停刊，社里的成员散去，杨之华只能进入上海的一所教会女子学校暂避。

《星期评论》停刊后，共事的人纷纷离开，从事其他革命活动，孤身一人在上海的杨之华感到迷茫，她本来是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来到这里，可是，远赴苏俄的学习计划并未成行。

3、分歧的婚姻

这时，沈剑龙出现在她身边。作为杨之华的未婚夫，他们因此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沈剑龙自小聪敏，世家大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样样在行，而且受父亲激进言行的影响，沈剑龙思想开放，颇能接受新事物。在上海的沈剑龙曾和杨之华等骑自行车出游，引起路人的惊异。

1921年年初，在上海的杨之华回到家乡与沈剑龙成婚。沈家和杨家都是萧山大户，按传统风俗，结婚的礼仪应排场阔绰，可是，由于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杨之华选择了当时颇受知识分子推崇的文明结婚，这也得到了思想激进，颇具民主、平等思想的公公沈玄庐的赞同。

结婚时杨之华“只穿一套粉红色的衣服，既不坐轿也没有带嫁妆。结婚仪式在沈玄庐的主持下，成了演讲会，会上，夫妇双方各做自我介绍，会后也不请酒设宴”。

这次结婚仪式虽是进步的，但结婚本身却给她带来了痛苦。

婚后的杨之华重新回到上海女师体校读书，由于志趣各异，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生活在乡下的沈剑龙生活作风出轨了，杨之华希望能唤回他的心，多次给他写信，可是沈剑龙却只字未回。

1921年下半年，重新回到萧山的杨之华，开始参与到沈玄庐的“农村学校”的创办中。

《星期评论》停刊后，沈玄庐开始着手开展农民运动，并准备到农村进行尝试，他先后邀请了一师风潮中的学生骨干，筹办农村小学。学校设在衙前沈玄庐家，办学经费也由沈家负担。这所农村学校只吸收农民子弟入学，学生的书籍、纸张全由校方免费供给。

全校分五班，学生一百余人，逐年稍有增加。学校里讲一些工人运动和农民方面的问题。农村学校的教员，还经常对农民宣传减租减息、抗捐纳税的道理。与此同时，沈玄庐还动员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农会组织——衙前农民协会。

第二年，萧山衙前农民在农村小学教员的带领下，举行了抗捐、抗租示威活动。杨之华亲身经历并目睹了这一过程，同年11月，杨之华生下了女儿。

1922年春天，由沈玄庐号召和发动的衙前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农民运动领袖惨道杀害，仅半年时间里，农村学校由轰轰烈烈的热闹景象，转而处于低潮，沈玄庐也遭到反动势力的攻击。

这一时期，生完孩子的杨之华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她不甘心整天呆在家里做一个豪门贵妇，无所作为，而且，她的感情生活也陷入了危机。也许是受传统名士家庭生活的影响，风流倜傥的沈剑龙对杨之华的情感逐渐变淡，开始远离杨之华，这对年轻夫妻最初两情相投的婚姻生活已不复存在。

乡间大家庭的生活使杨之华感到压抑和苦闷，这时，她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以此表达对丈夫的怨恨和对这段婚姻的绝望。

4、特立独行的新女性

杨之华决定到上海去，重新寻找人生的转机。

她曾到上海平民女学，但看了之后，觉得很不合意。随后，她参加了由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等于1920年创办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然而，上海之行却无端惹来了一些人的非议。当时，在团中央委员会成员陈望道和俞秀松、李汉俊中间出现了一位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激进青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认识了杨之华。

杨之华美丽动人的容貌，开朗真诚的性格，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令这位青年怦然心动，加上从旁人那里了解到杨之华婚姻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展开了对杨之华的追求，并频频写信表达爱慕之意。面对这一男子的热烈追求，杨之华希望以不作回应来表示冷淡，可是，却被对方误认为是默许。

事情也开始在朋友圈子里流传。天生倔强的杨之华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曲解和旨犯，她愤然提笔写下《社交与恋爱》这篇文章，发表在《妇女评论》上。

《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创刊于1921年8月，主编是中共早期创建人邵力子，邵与沈玄庐关系很好，是挚友，两家来往密切，邵力子也很赏识杨之华，杨之华常常叫邵为“阿爸”。无疑，杨之华的文章也得到了《妇女评论》的支持。

短暂的上海之行，杨之华重又回到了衙前，继续当教员。第二年夏天，她参加了由沈玄庐发起筹办的白马湖夏期讲习会，这是一个对当地小学教员的暑期培训活动，以宣传进步思想为目的。陈望道、黄炎培、舒新城等都来为学员授课，上课之余，讲习会还组织了游泳队，杨之华成为45人游泳队中唯一的女性。

到了1923年底，上海大学招生的消息传来，杨之华随即赶往上海。

4、邂逅革命伴侣

1924年，在上海大学，刚刚入学的杨之华遇到了瞿秋白。这时的瞿秋白从苏联学习归来，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他在担负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时，担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同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不过，此时的瞿秋白只是杨之华和上海大学的同学们敬慕的教师，一个才华横溢、儒雅沉静的中共领导人，正沉浸在与妻子王剑虹浓厚的爱情里。杨之华和瞿秋白的人生要到一年后才真正交融在一起。

但是，命运对这对深爱中的年轻人是残酷的，他们的幸福时光很短暂，仅仅半年时间，王剑虹身染肺病，离开人世。

失去爱人的瞿秋白一度沉浸在悲苦之中，但繁重的革命工作和教学任务需要他投入更多的精力。这一时期，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了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瞿秋白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在广州展开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随后，回到上海的瞿秋白再一次和国民党右派进行抗击。这一时期，作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杨之华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温柔的性格都给翟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瞿秋白认为，杨之华是一位优秀的女性，于是，决定成为杨之华的人党介绍人。频繁的交往，互相的关心，情感世界的空白，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倾慕之情在发展。

当杨之华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时，她处于矛盾之中。

虽然她的婚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但是，离婚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件违背封建伦理的事情，杨之华感到难以抉择。

是逃避，还是挣脱世俗的偏见，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经过认真的思考，杨之华决定与沈剑龙离婚。

1924年11月，杨之华与瞿秋白一同到萧山杨家，商议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对于当事人而言，这是一场五味杂陈的会谈。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后来回忆道：

“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走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与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就登出了有关启事。”

实际上，据曾经和杨之华一起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的李文宜回忆，瞿秋白和杨之华来到杨家后，被沈剑龙接到沈家。他们在沈家，先在书房，后在花园推心置腹谈了两天；瞿秋白又把他们接到自己在常州的住处谈了一天，终于解决问题。当时，瞿秋白在常州的斗室家徒四壁，连一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旧的棉絮上。

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了三则惊世骇俗的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正式脱离恋爱关系”、“瞿秋白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沈剑龙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关系”。

三个年轻人向世俗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而这场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婚恋也轰动了上海大学和上海的革命派阵营。

“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堪称人世楷模。杨之华的故事对于那些正在忍受包办婚姻困扰的青年女子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鼓励。

杨之华和瞿秋白的婚姻虽然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也令杨之华的公公沈玄庐感到恼怒，但值得欣慰的是，沈剑龙后来和瞿秋白成了很好的朋友。沈剑龙爱好文艺诗词，瞿秋白此时已是青年作家，两人坦诚相见，之间时常书信唱和。

5、痴情女子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期间，瞿秋白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揭露，瞿秋白的主张也得到了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的赞同。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进入中央政治局七人常委，26岁的杨之华被推选为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

随后，在“六大”期间，瞿秋白遭到打击，杨之华也跟着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杨之华与瞿秋白的爱情，再一次受到考验。在革命队伍里，妇女虽然获得了解放，但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是存在的。丈夫受批判的时候，妻子也要跟着倒霉。这种时候，有的女性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退缩，甚至同丈夫分居、离婚。可是，当瞿秋白在党内受到批评以至处分的时候，杨之华却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这时候这样爱瞿秋白。以前，她倾心于他横溢的才华和翩翩的风度。

现在，瞿秋白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肺病从来没有痊愈过，这时又吐起血来，面目浮肿。被撤职，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但是杨之华更爱他了。

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杨之华和瞿秋白生活在上海。瞿秋白同左翼作家密切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在那些日子里，杨之华作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他们生活窘迫，除了鲁迅寄来的稿费，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杨之华承担了一切家务，节衣缩食为瞿秋白治病。与此同时，还要不停地搬家，逃离险境。

在当时紧张艰苦的生活中，共产党的机关不断遭到破坏，不时会有同志被捕的消息，被捕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的。他们在痛惜的同时，也自然会想到自己的生和死，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故事也许深深触动了这对夫妻。

“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融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即使不是被捕，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春’。”

瞿秋白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着杨之华。

杨之华对瞿秋白的柔情和无微不至的照料也温暖着瞿秋白。

瞿秋白从小多病，虚弱的体质也使他更易对家庭和亲人产生依恋，特别是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后，长期经受着政治上的无情打击，精神上的折磨，动荡不安的艰苦生活，使他更需要亲人和家庭的理解与支持。

对于身边这位美丽、聪慧、勤俭、坚毅的女性，秋白无限感激并深怀愧疚。

在人生的旅途上，瞿秋白与杨之华共同生活了仅仅10年，这10年，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忠贞不渝。

生和死的诀别最终降临到这对夫妻身上。1933年冬天，瞿秋白奉中央命令到中央苏区工作，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也为了生活，杨之华在上海英商班达蛋厂做工。

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

闻此噩耗，杨之华的母亲从萧山赶到上海，对她说：

“你要闹革命，可是革命已经使你家破人亡了!还是跟我回家吧!你还年轻，下半辈子还可过个安稳日子!家里不愁你的衣食。”

可是，这个外貌柔弱的女儿却已是绝不回头了。

秋天，在党的安排下，她离开上海第二次去苏联。在异国他乡，那个曾经留下她和瞿秋白足迹的土地上，杨之华开始了新的革命路程。

对于失去至亲的悲痛，胡兰畦在回忆文章中说：

“记得一九二六年我在上海女子工业社由吴庶五同志介绍认识她时，她的面貌真是如花似玉。与她共事的人，都被她的美丽和温柔所感染。但秋白同志牺牲以后，她受到极大的打击，容颜显然憔悴苍老了。”

以后的岁月里，杨之华是在回忆中度过的。没有哀怨只有痛惜，没有牢骚只有怀念。光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她对瞿秋白的记忆，这种深沉的爱情已深深烙在她的心灵深处。周晔的回忆文章曾提到，有同志曾问过杨之华，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

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杨之华回答说：

“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

在其后的38年时间里，她怀念着这个她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这个曾经带给她爱情、生命的乐趣、革命的信仰，也曾经带给她备受羞辱与折磨生活的人，直到生命的终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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