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咆哮的二十年代” （"The Roaring Twenties“) 情有独钟，那是一个全球性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经历大震荡的年代，一个百家争鸣，思想大跃进的年代，也是一个华丽奢靡，风情万种的年代。但对我来说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那是一个女性大解放的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妇女都不工作，生儿育女，烹饪缝纫是她们的生活中心。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数以百万计的男性投身战场，社会不得不征召女性加入传统男性主导的行业。妇女们走出家门加入劳动力队伍，她们有高收入，实现了经济独立。在战后她们不愿意放弃工作，她们开始寻求社会地位的平等。1918年12月在英国30岁以上的妇女第一次有了投票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普选。1920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赋予女性选举权的《第十九条修正案》。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状况，使她们摆脱了婚前受父亲支配，婚后是丈夫的附庸的社会地位，女性独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时女性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学的校门。

“咆哮年代”的新女性脱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女性形象，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她们脱下沉重的紧身胸衣，换上胸罩和内衣，不再束腰，穿上宽松无形的低腰直筒裙和无袖洋装，裙长渐渐拉到膝盖之上，再蹬上高跟鞋，头上戴一顶活泼的钟型帽，她们还把长发剪成波浪型短发，被称为带有男性意味的鲍伯头（ “Bob Haircuts”）。

服装的改变也意味着思想的改变，服装的自由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咆哮年代”的摩登女性是第一批现代女性，她们有血有肉，她们自力更生，不受家庭和社会的监控。她们挑战并彻底颠覆维多利亚时代的旧传统，她们吸烟，她们喝酒，她们浓妆艳抹，流连于爵士酒吧，她们性开放，大胆表示对旧习俗的蔑视。

她们被称为“飞来波女郎”（Flapper, 意即刚离巢会飞的雏鸟）。

最近我又重温了一下《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的作者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的生平。菲兹杰拉德被称为“咆哮年代”的代言人，“飞来波女郎“的缔造者。

于是我从菲兹杰拉德开始追溯“飞来波女郎”的由来。

在发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前，菲兹杰拉德带有自传色彩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也被译为《尘世乐园》）于1920年出版后一举轰动文坛。书中讲述一个才貌双全多愁善感的年轻人在咆哮年代追求“美国梦”幻想破灭的故事。菲兹杰拉德对主人公在经历人生一次次打击之后从追求享乐发展到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历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人间天堂》书中并没有提到”飞来波女郎“这个词，但是由于小说的成功，当时的媒体把菲兹杰拉德推崇为“飞来波女郎”的创始人，菲兹杰拉德也因此追求到他的梦中情人泽尔达(Zelda)。

菲兹杰拉德顺水推舟，1920年他开始在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ring Post》）上发表有关“飞来波女郎”文化的短篇小说，把咆哮年代生活方式向中产阶级家庭开放。同年菲兹杰拉德以《飞来波女郎和哲学家》来命名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巩固了菲兹杰拉德作为“飞来波女郎” 创始人的地位。

如果菲兹杰拉德被认为是“飞来波女郎“的创始人，那么他的妻子Zelda 便是“飞来波女郎“的原型。Zelda 是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Alabama）人，爸爸是阿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法官。Zelda 天生性情开朗，自由奔放，精通芭蕾、法语、诗歌。家人对她从小的宠溺导致她格外骄傲和叛逆，她抽烟喝酒，通宵达旦地跳舞，与众多男人们周旋调情。她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曾吻过几千人，还准备再吻几千人”。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使她的家人感到震惊。但是菲兹杰拉德却被她的“勇敢、诚实与火一般的自尊”所吸引，于是对Zelda 展开疾风骤雨般的追求。

在《人间天堂》出版后一个月后，两人便在纽约结了婚。那时菲兹杰拉德春风得意，名声水涨船高，当时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可以拿到几千美金（相当于现在的几万美金）的酬金。夫妇俩过着纵情享乐，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是所有派对的座上宾，高级商店和酒吧的常客。两人都公开声称Zelda 是菲兹杰拉德小说里所有女性的灵感。可是好景不长，婚姻逐渐破裂，Zelda 堕入疯狂，咆哮年代最迷人的一对夫妇沦落到最后互相残杀的地步。

菲兹杰拉德夫妇之间的恩恩怨怨，悲剧性的结尾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美国作家露易丝·朗（Lois Long）是另一个将“飞来波”文化（Flapper Culture）在文化史上留下一笔的人。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创刊后不久，她开始用“口红”（“Lipstick”）的化名写作。她的专栏将“飞来波女郎“的生活载入史册。她的文章里也详细描述了她自己的真实生活——整夜地微醺曼舞。她经常以“当夜还年轻....（When Nights are Bold）”作为专栏的开头......

这些被称为“飞来波“的摩登女郎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偶像：她们崇拜电影明星克拉拉·鲍（Clara Bow）、路易斯·布鲁克（Louise Brooks）在屏幕上衣着打扮和举止表现。

克拉拉·鲍（Clara Bow）的昵称便是是“时尚宠儿”（”It Girl“)，来自她1927年的代表作“它”（《It》）。克拉拉曾是好莱坞电影里最成功的“飞来波女郎”。

美国剧作家安妮塔·露斯（Anita Loos）的电影《绅士偏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和其续集《绅士更娶红发女郎》(《But Gentlemen Marry Brunettes》)是两部嘲笑“飞来波女郎”的作品。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曾在《绅士偏爱金发女郎》试镜。虽未能入选，但她和她经典的波波头，亦成为了好莱坞大片中“飞来波女郎”形象的原型之一。

作为第一个打破好莱坞藩篱，获得国际声誉的亚裔美籍女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更是在荧幕之外也展现着她的“飞来波女郎”形象。她的经纪公司鼓励她以日常的“飞来波女郎”形象，丰富补充她荧幕上的“异域风情”。

“飞来波女郎”的时代在1929年10月经济大萧条的开始而戛然而止。股市暴跌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经济危机的寒冬。“咆哮年代”的享乐主义惯性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实下难以为继，也就成为难以触及的历史了。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凯岚（gh_0afc75dceb82）。原标题为《“飞来波女郎”》，作者凯岚1980年代末从上海复旦大学退学后留学美国，自1995年起从事公司及证券法律业务。2007年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担任其交通运输系统亚洲法律总监。2015年开始凯岚投身于文学艺术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2016年发起并策划组织了上海第一届国际诗歌节。]